我国古代文体定名的若干问题【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原刊地名】广州【原刊期号】20093【原刊页号】1～10【分类号】J2【分类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0909【英文标题】SomeIssuesofStyleDenominationinChineseClassicalLiterature【文章日期】2009-03-06【作者】罗宗强【作者简介】罗宗强(1932-)，男，广东揭阳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内容提要】文章论及我国古代文体的体裁与体貌的若干问题。如体裁之生成与称名之不同标准；体貌称名之特点；体裁与体貌之复杂关系；文体定名中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问题。【摘要题】综合研究【关键词】体/体裁/体貌/文学【正文】：I206.2文献标识码：A：1000-9639(2009)03-0001-10文体研究在古代文学和文学思想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无论文学史编写还是教学，文体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引起重视。之所以未加重视，主要是对文体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近十余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研究学者，都在文体研究上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尤其是中山大学的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从发表的论著看，已具系统之规模。文体研究正在深入。已有学者指出，文体问题不仅仅涉及文学作品本身，它可能远超出作品之外。我想，史实可能比我们想到的更为复杂。决定文体生成、定名和发展的，都不是单一的因素，对于古人文体观念的理解与评价，也乱如理丝。我只想就古人的文体定名提出若干问题，以就教于同行。文体的定名涉及体裁与体貌两大类。我想谈四个问题：体裁定名、体貌定名、体貌定名与体裁定名之关系、文体定名涉及的文学与非文学问题。一体裁的体，定名与其生成并无统一之关系，有的生成与定名源于其功用，有的却与功用无关。古代文论家常将各种文体之源头追索至五经。如刘勰就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起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刘勰所说的“首”、“源”、“本”、“端”、“根”，我们可以作两种之理解。一种理解是这些体裁在五经中已有其早期的形态，如《易》之有辞，《诗》之有颂，《礼》之有铭、诔、祝，《春秋左氏传》之有盟。另一种理解是有的五经中并无其文体，刘勰所指，是有关文体的生成，其体制实源于五经之影响：五经为之“树表”，为之“起疆”，也就是说，为之确立体制与规模。把一切文体都说成源于五经，当然是极端的说法，昔贤已多有非议。自文体生成之思想政治基础言，或与五经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自文体体制之生成言，则多数与五经并无直接之关系。我国古代的文体，名称众多。这众多的文体的出现，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少而多，由简而繁。《尚书》已有诰(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梓豺》、《多士》、《多方》、《立政》等无诰名而有诰体)、誓(如《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祝(如《金滕》)。《周礼》有祝(“太祝掌六祝之辞”)、诰、诔(“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祠即辞，辞、命、会、祷，均属辞令，难称文体)、盟(《周礼》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到了西汉，文体数量大增。大增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政教之需要，一是由于文学自身之发展。我们从今存汉人作品中，可以大略了解其时文体发展之面貌。我统计了八位作家，蔡邕作品涉及文体十九①；司马相如作品涉及文体五②；董仲舒作品涉及文体八③；东方朔作品涉及文体十④；刘向作品涉及文体十四⑤；王褒作品涉及文体四⑥；扬雄作品涉及文体八⑦。去其重复，得文体二十九种，加上西汉其他作者已用之文体：史传、教、状、诏、敕、令、制、册、劾、告谕诸体，共得文体三十九种。在这三十九种中，杂文之内各体的出现，显然并非出于实用之需要，而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产物，或出于追求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