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见先秦两汉古砚漫谈敦煌博物馆石明秀“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释名》）。“砚，石滑也。”“滑”训作“利”（《说文》），义同研磨。研“字之本义谓石滑不涩，今人研磨者曰：砚”（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可见，自古以来，砚就是研磨工具。砚因其形凹下像瓦，又名砚瓦。又因为形状像台，也通称砚台。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乃士人利禄之途的敲门砖，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黍”是也。此类表达虽然属实，然在讲究含蓄的文人雅士看来也颇为露骨庸俗，故有唐庚“砚田无恶岁”的诗句。民谚“但留方寸地，好与子孙耕”则一语双关，道出了农业文明语境下安身立命的根基——耕田、砚田。由于读书、赋诗、作文须臾不离砚台，所以无论蒙童学子还是骚人墨客无不以守砚自标高格。有鉴于此，古代文人学士将其与纸、墨、笔一起、统称“文房四宝”。“文房”之名起源于南北朝。当时所谓“文房”，是指国家典掌文翰之处。唐宋以后，文房则专指文人书房而言。南唐后主李煜，喜好文学，收藏甚丰，今见其所藏的书画皆押有“建业文房之颖”。北宋雍熙三年，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文房四谱》五卷，分笔谱二卷，砚、纸、墨各一卷。各卷分述：叙事、制造、杂说、辞赋诸事，博收约取，内容详赡。故文房从此有“四谱”之名。南宋初，叶梦得撰《避署录话》谓“世言徽州有文房四宝”，故《文房四谱》又称《文房四宝谱》，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宝用。砚究竟起于何时？文献载记“砚与文字同兴，予黄帝之代也”。“从前黄帝得玉一纽，将其治成墨海，并在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文房四谱》）。这也许是最早的砚和砚铭。百年的考古成果，为我们探究古砚这一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佐证。早期的“砚”形制很简单，只是一块圆形石头或长方形石板，附有研石，似乎还属于研磨器或调色器；人们经过长期实践，使“研”的用途逐步单一化，形成“研墨者曰砚”的共识。1980年，临潼姜寨遗址一座多人合葬墓出土一套完整的彩绘陶器的工具，其中包括石砚、石盖、磨棒、黑色颜料（氧化锰）以及陶质水盂等五件（左图）。砚为石质，近方形，面和底均平整光滑，砚面中部略偏处有圆形砚窝一个，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砚盖为扁平梯形，长8厘米、宽6.4厘米；研棒为柱状，一端为圆头，另一端斜面，出土时，放置于砚窝内，水杯为灰色陶，形似喇叭，柱状杯身，大口小底；颜料形状不规则，整体呈黑红色，主要成分为氧化铁（Fe2O3）。姜塞石砚的发现，将古砚的历史上溯到五千年以前。此后不久，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又出土一套石制研磨石、研磨盘（左图）。研磨石呈圆柱状，下部平面光滑，是用来磨碎天然颜料的研具；研磨盘十分粗糙，呈三角状，由天然石头凿磨而成，研面有圆形凹，凹内十分光滑，和我们现在使用的砚台很相近，与研磨石配合使用，也是彩绘陶器的工具。距今约7000年，比姜塞石砚还早2000年。除此之外，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地都曾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研磨器，这些研磨器上都有槽臼，槽臼内还残留研磨颜料的痕迹。凡此，都雄辩地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广泛使用研磨器具。不过，史前研磨器无一例外，均属绘画工具，而非书写工具。现能见到、最早专用于书写的砚是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4号秦墓中发现的石砚，砚和研墨石都用鹅卵石打磨而成，使用痕迹和墨迹明显，为战国晚期之物（见左图）。研通体外方内圆，线条流畅，造研者匠心独运，天然去雕饰，原始简约，质朴精美。不过，那时的墨为天然矿石，因而砚还需用研棒辅助，才能将墨磨细。这段时期内，先贤们对砚的形制、品质进行了不懈的改进，除一般石砚外，还出现了陶砚、铜砚、漆砚等。砚在汉代已普遍使用。这一点，已为解放后的众多考古发现所证明。1955～1956年，广州华侨新村工地发掘的四十座西汉墓中，发现了石砚八件，出土时有的砚面和研石还附有颜料，形状各异，系采用圆而扁的石料磨制而成。同年，广州东郊发掘西汉晚期木椁墓出土燧石砚一件，砚面还有许多墨迹；洛阳一汉墓中也发现一方汉石砚，为圆形三足，同时并发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