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从历史背景看，社会学是适应西欧急速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欧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解释，并加以解决。从学术背景看，此时自然科学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日益精进，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手段不断得到改善，学科的分化也愈来愈精细。因此，人们对于深入地认识社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1838年，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在他所著《实证哲学》第4卷中，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这在习惯上被看做是此门新学科生命的开始。此前，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社会物理学”，期望像牛顿发现物理学定律一样，发现一套能解释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孔德定律”。后来，孔德以拉丁文socius（联盟，伙伴）和希腊文logos(学问、真理)合成sociologiesociologie即法语“社会学”。这一新词。在创立社会学的过程中，孔德认为，人类对于各种自然现象——机械的、无机的、有机的，都已有专门的学科分别进行研究，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这些学科，依据其研究对象的逐渐复杂而依次精深。同自然现象相比，人类社会组织最复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也应最精深。因此，社会学作为最晚出现的一门学科，应当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并且要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的“科学之王后”（queenofsciences）。自社会学诞生之后，其目标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群体行为和组织结构，解释人群间的对立与冲突，探求社会运行的一般法则，最终建立一个和谐、公正而有秩序的社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的发展并不尽如其创建者所期望的那样。社会学者们围绕着一些基本问题，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应当如何，一人一议，十人十议，难以获得共识。而且，尽管社会学以“科学”自诩，但其性质却决定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外在因素的关系，远比其他学科同这些因素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复杂。再者，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即培养人才、出版书刊、组织专业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等，也才刚刚起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样一个自我期许极高，却又处于幼年的学科。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应当如何处理同西方的关系，解救民族危机并寻求一条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社会学被介绍到了中国。可以说，与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相比，社会学在中国所面对的将是更大的机会和挑战，也承担了更为艰巨的责任。第一节以群学治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学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被介绍到中国来，这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认识，从科学技术到历史地理，进而到社会制度与思想的层面，逐步深入。最初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学译著，包括英国社会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美国社会学家福兰克林·季廷史（FranklinH.Giddings,1855—1931）及数位日本学者的论著。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严复将斯宾塞译作锡彭塞，群学即社会学。《原强》，载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至十三日（1895年3月4日至9日），辑入王主编：《严复集》，第1册，上，5~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另外，《昌言报》上曾连载曾广铨翻译、章太炎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章太炎:《斯宾塞尔文集》，曾广铨译，载《昌言报》，1898年8月17日—10月30日。，梁启超和谭嗣同也分别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到过“群学”或“社会学”的概念。1902年至1903年，有几部社会学译著出版，即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日］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日］有贺长雄：《族制进化论》，上海，广智书局，1902。，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即TheStudyofSociology,上海文明编译局，1903。，吴建常自日文翻译的季廷史的《社会学提纲》即市川源三的译本，季廷史，TheoryofSocialization,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