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创造新时代文艺的“高峰”罗嗣亮古元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木刻版画《回忆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不久，郭沫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凡事有经有权。”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这一意见十分欣赏。《讲话》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煙之下、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洗礼之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固然打上了当时革命和战争环境的鲜明烙印，但《讲话》作为深刻阐述文艺和文化问题的经典文献，又具有超越时代的经久意义和当代价值。面对抗日战争背景下延安文艺界的各种问题和争论，毛泽东总结道：“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他看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那么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争论的其他问题就如顺水推舟了。例如文艺作品到底应当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如果明确了革命文艺应当为人民大众服务，那么对于人民大众尤其是人民英雄、对于人民创造的事业，理应热情地歌颂之;对于人民的敌人、对于不利于人民的事物，理应无情地暴露之;而对于人民大众的某些缺点，则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热讽”，绝不可“冷嘲”。再如，对于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问题，如果各个文艺流派能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那么固守门户之见的争执就成了无谓之争。由于座谈会抓住了这一根本问题，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顺利推进，并由此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这一方向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坚持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文艺与资本主义文艺的根本区别。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笔端，为千万人民鼓与呼。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的主流。然而，一些价值观迷失的文艺从业者将“以人民为中心”抛诸脑后，成为效劳资本的马前卒，利用“饭圈”文化诱导青少年畸形消费，从“以人民为中心”堕入“以资本为中心”，伤害了作为文艺消费者的人民大众。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同时，高扬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真正做到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放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艺和文化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是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反映。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不断发展变化，作为其反映的文艺和文化也不断发展变化，并反过来作用于前者。然而，对于文艺和文化的创新发展应当根源于社会生活这一道理，中国过去的文学家、文化人并不十分清楚。中国古代画家的“摹古”作风、古代经学家的解经注经行为，表明他们相信古人的经典作品才是文艺和文化的源泉。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书本上的作品，还是中国古人或外国人的作品，当其作为文学艺术的源泉时，充其量只能是第二位的源泉，第一位的源泉只能是社会生活。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国革命文艺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文艺扎根社会生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文艺发展跳出“向后看”的思维惯性提供了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与日俱进，文学艺术不断繁荣发展。然而，社会安定、生活富足也带来诸多诱惑，如何抵制住这些诱惑，真正扑下身子、扎根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像柳青当年扎根皇甫村14年精心创作《创业史》那样，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是一个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文艺作品的真实性、深刻性最终只能从磅礴厚重的人民生活中来，靠临摹古人、克隆山寨，靠描写“茶杯里的风波”“宫廷中的秘事”终究无法形成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文艺要担当时代的号角，就必须立足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