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深度访谈迟子建生命尊严最重要她来自于中国最北端的北极村，她的文字从自然中缓缓流淌。她也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中，敲响警钟。她如何承担苦难？什么是她的恐惧和幸福？她如何面对死亡？本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向读者敞开心扉。从国际台坐上出租车，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迟子建在怀柔开会的地方。当我离开的时候，看着我们谈话时一桌两椅在窗下的剪影，突然有点想念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那一个地桌和半瓶旧酒，魔术师的妻子就是在那里和蒋百嫂聊着，喝着，直到夜凉如水。我很希望我们的谈话也可以是在一个夜晚，借着酒劲，不要录音，也许那样，还有更多的话题。不过已经要知足，如果对着镜头，两个女人也很难轻声细语地说着内心的感受。对于迟子建的采访我并没有当成采访，我觉得穿过巨大的城市，去见的是一个素未谋面但已经熟悉的朋友。她的作品很多，但当我们要向世界推荐一部作品，是哪部？她说：让他们看《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不希望鲜活的少数民族变成遗址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爱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倍尝艰辛，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这当中的故事就来自迟子建笔下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记者：是不是提到生长环境，你从小就跟《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部落离得很近？迟子建：嗯，很多读者可能认为我是完全凭借采访或者是什么，那个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东西。其实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它意味着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我熟悉之极，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没有这个背景，我想我没法去写这样的小说。记者：所以尤其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时候，可能会更顺畅地把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东西表现出来。迟子建：嗯，融入一些自己的情感。记者：你去国外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很有共同处境的，就是所谓当地土著的那种人，整个地球上，很多个不同的角落，都有类似的这种事件在上演。迟子建：当然了，写这个长篇也有这方面的触动，就是在澳大利亚，我曾经去了一个月，在达尔文市，它是北部很干旱的地区，当地的土著，政府把他们请下来，也是在一个部落里面，下山以后，政府也给了他们补贴，生活上有保障，可是他们把这些钱基本都挥霍到酒馆和赌场了。我每天晚上去海边散步，在海边公园里就看到那些土著，他们肤色黝黑，胳膊特别的细，但是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是鼓着肚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记者：肚子鼓鼓的？迟子建：对，很有意思，他们有的乞讨，有的在那儿卖画，整个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的那种状态，是一种颓废的，向下的，糜烂的那种生活状态，我特别痛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生活。是什么让他们变得没有尊严？因为我觉得生命尊严是最重要的，我想主要就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了他们不该融入的生活当中，他们才会产生这种情态。比如说，2005年我曾经和刘恒去爱荷华三个月。后半个月，写作中心组织作家们旅行，领我们去密西西比河畔。有一天他们兴致勃勃地说，今天去山里，去看印第安人的遗址，我还挺兴奋，我说好，今天可以看到印第安的遗址。结果我们爬山，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山里，走了很久，他们指着山崖畔的几块很小很小的石片告诉我们，那就是印第安人的遗址。现在想来，其实并不可笑，就是说，我不希望一个文明社会把一个鲜活的少数民族，或者被称为异族的人，不管怎么称谓，把这样一群民族的人，最后只剩下遗址，而且这个遗址已经萎缩到几块石片，这是可悲的，这不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我觉得这是野蛮的行为。90岁的时候写一篇文字纪念今天迟子建经常用自述的方式来展开故事，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讲述者是这个民族当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在一个清晨，她是这样开始讲述的：“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