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以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探索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生命家园，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如果任由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和践踏，那么人类将逐渐失去自己的家园，由从为发展而奋斗转向为生存而挣扎。“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鲁迅先生这句名言既是严肃的警示，更是强烈的忧患。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长远发展，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的战略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深入理解和把握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历史脉络，对于深入理解我们党顺应时代和国情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地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国际可持续发展略的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导致了发展观的重大变化，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到70年代，人们在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资源等所形成的环境压力下，对“增长=发展”的模式产生怀疑并展开持续讨论。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该书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富有挑战性地提出了“增长的极限”问题。报告在结论中首次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与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的灾难之中，周恩来总理毅然决定，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文件上：一个是由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共同为会议撰写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该报告是一部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完整报告。不仅谈论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将环境污染与人口、资源、工艺技术、发展不平衡，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困境等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研究。这份报告对斯德哥尔摩会议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的许多观点被会议采纳，成为了会议的基调。二是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指出：“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功绩彪炳史册，它将环境问题严肃地摆在了人类的面前，唤起了世界各国的警觉，环境问题开始摆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统一审视，寻求一条健康协调的发展之路。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报告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报告深刻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不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尽管可持续发展观念应运而生，但由于人类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可持续发展行动的步伐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