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回疆则例》特色新析摘要:《钦定回疆则例》在特定的时代出现,表现出其一定的特色,其广泛的使用准用性规则是其立法上的一大特色;目前关于《钦定回疆则例》问题的研究,其法规性质认定上一直是有待商榷的;其作为清代少数民族立法的重要成果,加强了清廷对回疆的统治。关键词:《回疆则例》;准用性准则;性质;经济性条款:978-7-5369-4434-3(2010)02-043-03有清一代,清政府对回疆的法律控制主要通过《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和《钦定回疆则例》①(以下简称《回疆则例》)三部立法来实现。其中《回疆则例》作为清政府制定的一部专门用于管理回疆的民族地方性法规,与同时代清政府制定的其他律例相比,表现出诸多鲜明的特色,同时这些特色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本文拟对《回疆则例》的部分特色,以及由这些特色引发的争议作粗浅的分析。一、准用性规则的大量运用《回疆则例》的一大重要特色:条款中较多的使用准用性规则(即对条款中所提到的某些事项并未做出详细的规定,而是把规则的内容指向了其他律、例中的条款)。如《回疆则例》卷三中“回子王公等服饰坐褥护卫”的条款中规定“回子内遇有晋封王、贝勒、贝子、公者,其服色、坐褥准照蒙古王公例按品服用”;卷五中“回疆各城大臣衙门准用通事”条款中对于“不遵定例私役回子者”、“照违制律治罪”;卷八中“禁止回妇私进满城”条款中针对招引回妇进城的官兵所做的处罚,也未做出详细的规定,而是“照军律治罪”;除此之外,卷八中“禁止兵军强占回子园地”条款中对强占回民园地的游手汉民的处罚,也是“照凶恶棍徒例治罪”。据笔者统计,在《回疆则例》的134条条款中有25条使用了准用性规则,此处就不一一列举,这些准用性规则从立法角度上看是一种进步,它大大缩减了立法成本,提高了立法效率,有效地防止条款的冗长,且便于适用。但是当时的清朝立法在技术上并非已经达到了广泛地使用准用性规则层次,通过对比《蒙古律例》以及《大清律例》可以明显得知,即便是《蒙古律例》这种非全国普遍适用的律例,在条款的编写上也都事无巨细地详细阐述,现存《蒙古律例》的175条条款中使用准用性规则的条款不足5条。造成这种巨大差距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回疆则例》制定过程中清政府的财政资金捉襟见肘。《回疆则例》的制定最早始于“嘉庆十七年二月初五日”②,而最后一次修订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③,而大清帝国嘉庆一朝便开始日渐衰落,吏治腐败,军备松弛,人民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激化,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先后爆发了湘、黔苗民起义,湖南、广东、广西瑶民起义,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豫、冀、鲁农民起义;而道光一朝更是内忧外患,国内人口不断增长,但经济却一直停滞不前,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嗣于十九年二月,缮写清字、蒙古字、汉字三体黄册进呈,并声明此项则例板片不必动用库帑,照依各部院衙门捐资刊刻一律办理,所有一切饭食、工料,均令该供事章甫等二十名捐办”[1],由此奏章可见,《回疆则例》的制定并未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其板片,刊刻都是由捐资来支持的,并未动用国库钱财。由此造成在其修立过程中尽可能地缩短条款的长度,用更精简的语言以及较多地使用准用性规则,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板片,刊刻的成本,不致于造成资金不足。而相对比于几乎未用准用性规则的《蒙古律例》,其制定时间始于崇德八年(1643),经过康熙年间的再次修定,至乾隆年间已经较为完备,同时这一时期正是大清帝国最为强盛的时期,国库丰盈,给予修立律、例的财政支持力度大。由此可见,《回疆则例》之所以使用较多的准用性规则不仅仅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的立法资金不足。二、“诸法合一”的性质特色《回疆则例》的另一个特色:“诸法合一”,由此导致难以确认其性质。在对《回疆则例》性质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存在较大的争议。张晋藩先生在其著作《清朝法制史》中认为它是一部“民族行政立法”[2],李占荣在其著作《民族经济法研究》中指出,《回疆则例》“主要是针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而定,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民族经济法规范”[3],而苏亦工博士更是在其所著的《明清律典与条例》一书中明确指出,《回疆则例》“都是关于官制、职掌等行政管理以及贸易、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