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浙江出版业述略摘要：元代浙江出版业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和阶段，上承两宋时代浙江出版业的鼎盛与辉煌，下启明清浙江出版业的复兴与崛起。浙江凭借深厚的根基与精良的传统工艺，使得浙江在全国出版业中独领风骚、享誉华夏。由于浙江经济繁盛、教育发达、文化昌盛、出版基础扎实，元代浙江出版业在官刻、坊刻、佛经刊刻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关键词：元代浙江；出版业；官刻；坊刻；佛经刊刻：Z223文献标志码：A：1002-2589（2012）18-0144-03浙江自古为人文渊薮之地，文化事业昌盛繁荣。元代浙江出版业正值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上承两宋时代浙江出版业的鼎盛与辉煌，下启明清浙江出版业的复兴与崛起。元代浙江出版业虽然“无复当时盛况”[1]，但是依然可圈可点。宋元易代的战乱对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浙江凭借深厚的根基与精良的传统工艺，使得浙江在全国出版业中依然独领风骚、享誉华夏。元政府有很多重要的官书都交由杭州刊刻，譬如《玉海》、《国朝文类》、《大藏经》、《农桑辑要》等，以致国史馆编撰的《辽史》、《金史》、《宋史》等卷帙浩繁的大部头巨著都是在浙江刊刻的。此外，大都国子监的呈本监牒等，也往往通过中书省下令浙东道宣慰使司等地方行政机关要求本路儒生开雕成书。浙江除杭州府之外，庆元路（今宁波）、嘉兴路（今嘉兴）、严州（今建德）、婺州（今金华）、绍兴等地的出版事业繁荣昌盛。一、元代浙江出版业发展的成因纵览有元一代浙江出版业的发展，杭州虽然丧失了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地位，但依旧保持了出版业在全国同行业发展的活力。这一核心竞争力的保持，缘于如下诸多因素。元代浙江出版业的发展，缘于浙江的经济地位。元灭南宋以后，浙江虽然不再是政治中心，但依旧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尤其是元代大运河的疏浚与海运的开通，使得地处杭嘉湖平原的浙北地区，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杭州依旧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与手工业中心，据统计，杭嘉湖地区所征收的税收占当时全国总税收的九分之一，涉及门类包括盐税、糖税、酒税以及各式大宗货物税等。嘉兴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农桑产地，湖州所产“湖丝”远销海外。元代庆元路的治所在宁波，仅次于泉州、杭州等重要大港，港口贸易繁盛。不仅有行运南北的国内海运专线，而且有远销印度、波斯等地的国际航线，商品流通十分发达。此外，严州、婺州等地的商业及手工业亦较为兴盛。经济上的繁荣，无疑是元代浙江刻书业的重要财政保障。强大的经济后盾，只是刻书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刻书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事业的繁荣与昌盛。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大量启用前朝的儒学之士，如契丹贵族耶律楚材、赵宋遗族赵孟?/等，他们都先后进入元政府的中枢机构，为元朝统治者建言献策。在他们的影响与推动下，元政府十分重视教育。至元年间，元政府还下令各州县所属村庄，每五十家成立一社。每社设立学校，称为社学，用于教导农民耕田养桑的技能以及封建礼教和道德训诫。在元政府的支持下，江南等地的儒学和县学内都纷纷设立小学，甚至书院等机构，“诏令学田养士，训悔成材”。正因为如此，文教发达的浙江，并没有因为政治更迭而出现教育停滞的局面。据《文献通考》一书记载，全国著名的四十一所书院中，浙江就占有百分之十四。其中湖州的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溪的慈湖书院，处州的美化书院、台州的上蔡书院等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享誉盛名，尤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杭州西湖书院蔚为大观。这些书院都有地方政府和官学所拨给的学田充作经济保障，除了平时提供必要的日常开支外，其余的部分都用来刊刻书籍。书院除了进行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专门组织人员对刊刻的书籍进行考据与校订，所印之书亦非全部用于售卖，而是为提供教学需要或是文献收藏，因此这些书的质量实属上乘之品。此外，浙江文化昌盛，著述丰富亦是推动元代浙江出版事业发展的不竭源泉。浙江历来是人文渊薮之地，群英荟萃，所著各类书籍甚多。理学家如钱塘人邓牧，兰溪人金履祥，以及金华人许谦等都是元代浙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方面以宁波的王应麟与宁海的胡三省成就最大。浙江的诗坛可谓人才辈出，如元代江南诗派中以诸暨人杨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