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中华价值范式——从云杉先生“文化三自论”说开去钱宏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而人类新的千年即将开始，我们似乎看到新千年中的第一个世纪将是亚太地区的崛起，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我们期望，当我们感到困惑、信心不足和需要建树之时，愿我们想起：我们是有背景的！记住，我们总之是有背景的，背景越宽广深厚，在出的创新性就可能越高。——摘自《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引子1980年代，中共中央宣传部奇迹般地出了一位“三宽法则”的部长朱厚泽先生，倡导文化宽松、宽容、宽厚政策。2010年5月9日厚泽先生仙逝，我当天在《三宽法则兆国运厚泽精神驻人心——悼念朱厚泽先生》中写道：“在我看来，这个‘三宽政策’，从人类的政史、治史与精神文化创造的关系上看，实属三大规律，三种法则和法宝。”20多年过去后的今天，读到云杉先生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文化三自论”，倡导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欣喜之余想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此当可看作“文化三宽法则”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性发展，是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探索文化发展自在规律、自动演化、自觉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自19世纪中叶始，中华文化遭遇“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继续革命”、“思想解放，告别革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历经一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中华文化可谓经历了多次“价值重建”。其基本特点是，始终没有超出对于西方工商文明的“复制”与“选择复制”范畴，同时，一百年间，为了选择复制的侧重点不同或大同小异，呈现出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的激烈争斗与暴烈对抗局面，并为此付出几千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目前，这一过程，尚远未完成。我们常常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还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西方工商文明自身一而再地暴发世界性危机，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之时；当中国社会年发群体事件超过30万起，精神病患轻症过亿、重症达1600万，国民收入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比差，呈越拉越大之势；当所有曾经认为至宝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儒、法、道、释、基、伊、马、列、孙、斯、毛、政府、市场、自由、平等、博爱、专制、民主、科学、技术及“特殊材料”的救世主、道德楷模、能人代表）再也不被中国人狂热追捧，再没有那么神圣，甚至在心中或崩溃、或消逝、或事实上束之高阁，除了金钱、权力、智谋，一切都似乎皆可以“忽悠”二字以蔽之后……作为至今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然以“复制与选择复制”为基本特色的东方大国——中国，还能拥有强有力的世界价值吗？GDP排名世界第二、乃至第一，资本、科技、军工、企业规模上的赶超西方，算不算世界价值？窃以为，云杉先生“文化三自论”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历史背景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其立意，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人民经过革命、继续革命和告别革命三阶段近百年的选择性复制，伴随中华民族意识形态蒙太奇式的系列重建之后，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背景下，大中华价值重建乃至东方价值重建的接力。让我们回到文化的元问题。文化是什么？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动力学机制是什么？大中华文化需要怎样的价值范式重建？一、文化是什么？尽管有关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文化”有一百多种说法和定义。但今天，我们讲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依然要从“文化是什么？”这个元问题开始。1、文化是一条心河，一种精神支柱大凡文化的创造者，都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从纳音取象、结绳记事、立功立德立言，到各种风尚潮流的形成，真正的文化创造，莫不始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生活感受、体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