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用学翻译美学思想[摘要]中国传统的译论折射出哲学、美学与翻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综观中国翻译美学与语用学翻译美学的哲学―美学思想，探索语用学翻译美学的审美主体和客体、审美的认知图式与审美再现原则、文化美学与文化传真、灵感翻译美学、语用学翻译美学综观，提出中国语用学翻译美学走向动态的理性的语用意义、语用价值与语用美学的高度统一。[关键词]翻译美学；哲学―美学；语用学翻译[]H059[文献标识码]A[]1004―4434(2006)03―0190―04一、引言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审美意识，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辞海》，1999)。回顾中国的传统译论，我们发现，翻译与美学联姻早已有之，且关系密切而持久。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翻译美学被定义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1](P7)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语)和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语用学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而这种综观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笔者认为，语用学翻译观视翻译为信息交流活动，重视动态的语言交流中的语用意义及其与意义关涉的语境、智力参与、文化的、心理的等因素，强调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的同等语用效果[2]。但是国内外的语用学翻译研究较少涉及美学的研究。本文探索语用学翻译的美学思潮及其对翻译理论研究与活动的作用。二、中国语用学翻译美学的哲学渊源中国的传统译论约始于1700多年前的佛家经书翻译。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始终如一的理论基础[3](P6)。翻译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只有从哲学高度才能真正地解决翻译问题，那么，对翻译活动或是翻译产品的理论研究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理论的影响；而美学作为研究艺术的一个哲学的分支，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联姻。这些译论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有显著的文论色彩和美学特点。相传我国最早的译论出自三国支谦撰述的《句法经序》，他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这些思想涉及翻译的哲学本质问题、翻译美学问题，如文与质的关系、翻译标准等翻译观。“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今传胡义，实宜经达……因循本旨，不加文饰。”[4](P8)这些关于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的概念范畴皆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学美观。中国传统译学美学中，哲学―美学思想为发展的主流，“文质相称”与“圆满调和”的统一为中国传统译学的主流。文与质的命题源于《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的审---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美境界是“文质彬彬”。那么，到了玄奘，这一主流审美翻译目标得以完善。他提出了“求真喻俗”的翻译标准与审美价值观，这体现中国中庸调和的哲学思想。这种“和谐”所折射的审美规律和审美标准对中国的译学理论与翻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译论在以上主流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许多的美学审美原则或审美观。例如“形神论”最早是从哲学领域提出来的，是先秦与两汉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管子》的“精气”说可以说是形神论的雏形。《管子》在解释人的生命时说：“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管子?内业》)，认为人?之生命乃精气与形气相合之故。人乃“神”“形”的统一体。《淮南子》继承了《管子》的“神”为精气的理论，明确提出“以神使形”即“君形”的美学主张，奠定了艺术形神论的理论基础。翻译美学的“神”可以推至1894年马建忠的“善译”。他提出“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