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探索发展的“鉴”与“戒”摘要：1953年至195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为了实施苏联援助的156项计划。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民国模式”自然淡出，高等教育主要演变为“苏联模式”与“延安模式”的角力。1953年，中国高等教育以苏为“鉴”，实行一边倒的高等教育政策。然而，在国内外环境一片大好的情况下，1953年由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形势突变，社会主义中国同遭波及，政治局面相应生变，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反思全盘“苏化”的道路。中国高等教育从1956年发生了转折，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走自己的路”，在延安时期所积成的“延安模式”重新受到重视，从以苏为“鉴”转向以苏为“戒”，其结果是高等教育从片面追求质量开始向片面追求速度的转变。关键词：“一五”时期，高等教育，以苏为“鉴”，以苏为“戒”本文系2018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课题编号GD18TW18-08）、2017-2019年度中国侨联课题（课题编号：17BZQK214）、2019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环境建设项目（课题编号21619805）项目、暨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2019年度研究项目“新时代广东党内法规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JNUDNFG005）的成果之一。前苏联（以下统称“苏联”）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胜强大德国，是被世界公认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政治方面，推行中央高度集权；在经济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文化方面，建构弘扬英雄主义的红色文化；在社会方面，保障社会各群体的公平分配。尽管苏联历经了“二战”的重创，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追堵截，但是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前提下，推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关系实行“统一计划、统一质量、统一标准”系列改造，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调动了广大民众生产建设的热情，使得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乃至全世界的异军突起，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学习的典范。1944年，边区政府在解放区推行的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是在“反对统一”和“反对正规化”的口号下产生的，它强调现实需要甚于未来。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以自主招考方式为主要载体，以满足即时实用为主要招考目标，以工农兵干部为录取主体，以符合即时需求高于一切为录取主要标准的，一种相对稳定的高等教育的行为导向、制度范式和核心价值体系。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特征是“追求数量大于质量”。边区政权受到“延安模式”和战事不断的双重影响，实施高校单独招考，放宽了工农子弟的入学资格，旨在培养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政工干部，其特征是“追求数量大于质量”。在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影响下，发展经济急需建设人才，要保证人才培养的数量，必须牺牲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程度不齐是不可避免的”，“各级学校的严格衔接也是近于不可能的”，因而反对片面追求质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1952年，新生人民政权正式推出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以统一高考招生方式为载体，追求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的各类专业化人才为主要招考目标，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高等教育的行为导向、制度范式和核心价值体系。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的特征是“统一计划、统一质量”。依照高等教育“苏联模式”的“标准化”和“统一化”，要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必须牺牲人才培养的速度，因而反对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作法。一、“一五”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探索发展的外部因素（一）经济建设以苏为“鉴”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五”计划，其核心就是建设苏联援助的156项大型工业项目。苏联援建主要是帮助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和基础工业体系骨架，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早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周恩来代表政务院汇报了关于“一五”计划的工作部署。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现在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更久时间才开始过渡。[1]中共中央作出如此判断是基于做过的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准确测算过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根据斯大林于1936年11月25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