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有目共睹的。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一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小说”时，就曾说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