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遭遇“旧”婚约摘要：清末民初，受欧美文明观、自由观的影响，“父母之命”的择偶模式成为中国婚姻的简单形象，而爱情作为结婚的要素与婚姻挂钩，知识青年对婚恋自由的追求渐成风尚。本文以1919年底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关于“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的讨论为例，反思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研究方法。试图把婚姻观的变化放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强调人事环境的复杂性和联系性。关键词：自由；恋爱；婚姻；《学灯》：I206文献标志码：A：1009-055X（2015）01-0117-08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曾是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社会风俗史和婚恋思潮的论著，就宏观勾勒了婚姻家庭观、婚礼、婚俗等方面的变化趋势。①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则对“新”、“旧”史观、男性精英文本、女性自己的叙事、出版媒介做了批判性的反思。②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台湾和大陆学者探讨民初婚恋观时，有的试图在方法论上运用国外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有的从具体文本或个案入手，注意观念与现实的矛盾。③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了笔者启发，有些研究的视角和思辨性的论述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有些研究方法仍值得反思，比如：以部分文人志士的言论来说明人们家庭生活的变化；截取不同时间、地点、语境的片段材料，线性串连出社会的变迁；写作中有“现代”的价值评判。那么如何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呢？若关注个案，却局限其中，甚至与前人在相同问题上使用的材料都较为雷同，而无发覆，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窃以为也许可从几个方面努力：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对待文本或个案，要进得去出得来；二、在时代的脉络中明白具体的人、事，体会历史人物思想行为的多面性；三、写作立论时，避免理论先行和价值评判，应在论述中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接下来，本文以1919年底《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对“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的讨论为例，尝试以上述方法对婚恋问题延伸探讨。一、晚清“传统中国”婚姻择配形象的语境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婚姻”的结合不是基于男女的爱情和幸福，而是为了孝顺父母和繁衍后代。明清律例规定男女婚配权在父母手中，这是“传统婚姻”的“重要特点”，“符合礼法的要求”。[1]诚然，《大清律例》把男女婚姻的主婚权赋予他们的尊亲，很多案例也显示家中的长辈习惯按自己的意愿为后辈安排亲事，甚至在后辈幼年时就为其定婚。但是若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限于评判这样的择配方式，那么无益于对历史事件做同情之了解。尊亲乐于早替晚辈谋婚事，而且倾向于在熟人圈中择配，或是基于彼此的情谊，男方读书聪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促因，这类故事在一些晚清名儒年谱中得到流传。比如：道光九年（1829年），裴荫森七岁，拜同邑庠生卞文英就学，他“读书聪慧”，卞先生曰：“吾欲得快婿也！”故将女儿许配于他。[2]幼年定亲的撰记文风有溢美谱主之嫌，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择婿重才学、慕功名的现象可能也是事实。张謇在年谱中记到：同治九年，十八岁，应江南乡试，中一等十六名。“至隶学籍后，议婚者百余家。”先是，璞斋先生的夫人孙氏看中张謇，但没有议婚。乡试发榜后，孙夫人兄长见张謇考中，便促其姐议订婚事。他们提出两个条件，一须居城，一须合买宅同居。张謇不愿与父母分家，谢绝了这门亲事。他另外求婚徐氏，因徐为农家，富有田业，徐女能“持衡册课佃人”，而张家也有田，母亲希望有一位懂得田事的媳妇做帮手。[3]这个故事还说明，张家讨媳妇有多种现实因素的考虑，婚事的议定是儿子与父母沟通协商的结果。女性在自己的婚事中似乎比较被动，但这不是绝对的现象。明清某些贞女的例子可以这样解读，她们在守贞问题上坚持己见，以激烈的自残行为反抗夫家退婚，反抗再被父母配婚，这也是她们争取婚事主动权的方法，守贞其实是“独身”的特殊生活形态。关于贞女现象的新近研究，参见卢苇菁著，秦立彦译.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清代华南地区有的女性自梳不婚，她们靠做女工，女佣而独立，甚至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财源，有的女性完婚后不在夫家随丈夫居住（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