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巨人——贝多芬对于贝多芬，我们似乎已经非常熟悉。辞世一百八十周年以来，贝多芬早已被公认是整个（西方）音乐史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伟人巨匠。汉语世界中对贝多芬的认识，可用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颇富文采的话语来作概括——所谓“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另一句解释贝多芬作品内涵的口号式箴言是——“从痛苦走向欢乐”，同样极富感召力。一般而论，我们好像满足于这样的界定，不再作深究。针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特殊性，倒是一位深谙音乐理路的文学家道出了其中的一丝真谛。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帷幕》一书中写道：“在最后十年中……他（贝多芬）已经达到他艺术的巅峰；他的奏鸣曲和四重奏与其他任何作曲家的都不同；由于它们结构上的复杂性，它们都远离古典主义，同时又不因此而接近于年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们说来就来的泉涌才思：在音乐的演变中，他走上了一条没有人追随的路；没有弟子，没有从者，他那暮年自由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座孤岛。”这段话精确规定了贝多芬晚期创作及其风格的历史地位。然而，在国内音乐界文化界，对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理解深度仍嫌不足。这自然造成对贝多芬整体认识的扭曲。回过头再仔细检视“通过痛苦走向欢乐”和“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的表述，不免会发现其中存在问题。“通过痛苦走向欢乐”这个说法实际上无法涵盖贝多芬晚期创作的精神实质。而“集古典之大成，开浪漫之先河”的表述则基本没有考虑贝多芬晚期的艺术追求。我们将看到，针对古典主义的音乐语言和艺术理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创造性转型，而且没有任何后人跟进，因而决不是“集大成”。针对浪漫主义的音乐理念和手法，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其实是一次彻底背离，因而也决不是“开先河”。贝多芬在其晚年，似乎悄然站到了历史之外，进入了似乎难以让后人理解的“孤岛”。众所周知，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可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而人们最熟悉、上演频率最高的贝多芬作品是他的中期创作。音乐界已经达成共识，1802年之前可被看作是贝多芬的早期。此时的贝多芬虽已在维也纳显露才华，站稳脚跟，但创作内涵和风格尚显稚嫩。1802年至1803年间，贝多芬因患耳疾而经历了痛苦的精神危机——他几近崩溃，并写下一份《海立根施塔特遗嘱》。令后人感佩不已的是，凭借艺术力量贝多芬战胜了自我，并由此步入创作成熟期：也即贝多芬的中期。而标志这场精神胜利的一个物质性结晶，就是那部极为著名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自此至1812年，贝多芬在近十年的时间中，创作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杰作。这些作品不仅上演率极高，而且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推断，鉴于贝多芬的高度艺术成就，即便他在42岁中年时辍笔，他也完全有资格成为整个音乐史中处于最高等级的大师之一。1为此就不难理解，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中期风格的角度领会和认识贝多芬。总括而论，中期的贝多芬，典型体现了“英雄”风格。在音乐技术上，贝多芬的追求集中体现为“扩展”：他全方位开掘了当时音乐语言的各种潜能，具体做法如曲体上的大规模扩张，篇幅和长度的超常规扩充，主题/动机乐思的高密度运作，和声张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节奏冲力的高强度处理，等等。在精神内涵上，这一时期的贝多芬创作，不妨用“人定胜天”来定位。这里的“人”，不仅指集体的人，更是特指个体的人。贝多芬的中期作品，明确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英雄主义，从而对人的积极力量作出了全面肯定。这种带有强烈现代感的个人意识，正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贝多芬经由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平和艺术）体验，通过声音的特别方式抓住了时代脉搏，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这也就是后人每每听到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依然会感到心潮澎湃乃至热血沸腾的原因。1812年之后，贝多芬的创作陷入低潮。随后，其作品风格与表达内涵发生了明显转向。“贝多芬的晚期风格”从中艰难浮现，最终在1817年至1818年间成型，并保持至去世。贝多芬最后十年的创作，由此成为独立的风格单位，标志着崭新的艺术境界。这是怎样一种境界？在贝多芬中期如此壮观的景象之后，如何还能想像更为卓绝的艺术景观？这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