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浙江农村田会性质初探K25【眼文献标识码】A【】0457-6241（2015）06-0032-05近年来，随着民间契约的挖掘整理，许多有关古代社会形态的原始资料得以浮出水面。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社会至少在有清一代，存在着一种新的值得探讨的土地制度形态――田会（会田），而在以往关于农村社会经济史与土地制度史研究中，这种制度形态又大都被忽略。本文在相关民间契约整理基础上，以明清浙东地区为主要背景，结合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探讨田会制度的一般运程，冀望有助于填补对古代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空白，更完整地拼接出古代土地制度的图版。会在古代社会中大量存在，而且是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民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共同体，也是维系古代社会秩序的非体制性力量。会是一种综合性的冠名，其中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既有政治性团体，有文化性质的各种诗会、笔会，如宋代欧阳修等十二人组成的耆英会；有宗教性团体，如开放型的各地迎神赛会，也有非开放型的神会，如关帝会、斗姆会、兰盆会等，有固定人员组织、参加，有固定程式和经费；有经济性的互助金融团体，如各种钱会；有宗教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庙会及其活动；有宗族内部既有宗教意义又包含一定互助功能的家族联谊堂会。至今流传下来的会、社、堂可谓不可胜计，但在这些数量众多的会社中，据我们的研究，有一种是涉及土地制度安排的田会，属于经济性的农民互助投资基金会。对于田会的考察与研究，由于官方相关文献记载很少，加之研究者缺少专业的辨别力，学术界目前的研究尚是一段空白。第一个论及田会的应该是杨国桢先生。他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中，提到会田作为农村古代土地制度的一种类型，并例举了清代浙江绍兴的永福会土地买卖契约。可惜由于相关资料不足以支持他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只是简单地将之归为神会一类。①科大卫先生以华南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研究见长，也是基于农村民间的历史文献与契约资料，他接触到了相关田会的文献资料，因此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中说道：“从明朝开始，在以神明名义拥有庙产的情况下，庙产形成时确定户份，以后财产继承原则决定各户内对户份的控制。”②有理由推论，所说的庙产应该就是田会。遗憾的是，他也同样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剖析。王日根先生在《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中，研究了徽州民间社会大量存在的各种会社的活动形态，并注意到了这些会社活动一般均拥有一定的土地等资产作为经济基础的现象。不过文中论述，及所引用契约文献，因为缺乏相应的有关会社分配及开支情况，不能准确判断这些会社中那些属于本文所要研究的经济性质的田会。不过有理由相信，在其中一定存在经济性质的田会。如长寿会，将会田所产生的历年收益及收益的放贷利息进行扩大投资，购置新的土地资产，与浙东的田会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可以推断为属于一种经济性质的互助性土地基金。①同时王日根在《明清民间秩序》一书中，也简约提到在台湾也有许多如福德堂、三官堂、福仁堂、中和堂、文昌堂、妈祖会等经济性会社组织。②台湾学者陈运栋先生研究了台湾开发过程中出现的跨宗族经济组织的存在。他以嘉庆十一年（1806年）苗栗头份福建林氏移民组织头份林洪公尝睦创堂与温、吴、黄、罗五姓共同出资承包开发属于闽人林俊的垦地建立了一个17.5股的土地投资基金为例，指出那些同宗族或跨宗族的经济组织，“表面上是以祭祀祖先为目的，实际上却是一种土地投资团体，也是透过宗亲的关系聚集劳力与资本，积极从事垦辟工作”。③他客观地论述了这一组织的经济性并明确这属于一种土地投资基金，显然与我们要研究的大陆田会性质近似。不同的是，在台湾当时处于初步开发阶段，基金的作用在于获得增量财富（开发新土地），而大陆的土地资源近于饱和，只是一种存量资产的调整。郑振满先生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合同式宗族的概念。说明白一点，合同式宗族，已经跨越了祀田尝产阶段而发展到一种经济性的关系，“合同式宗族只注重族人之间的互利关系，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注重族人之间的血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