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稍涉历史的人都知道，“禁烟”是引发近代中国与西欧列强兵戎相见的导火索。为了使鸦片能够在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畅销无阻，英国出动兵舰四十八艘，士兵四千余人，悍然侵入中国洋面。占厦门、陷定海、进宁波，又纵横长江，切断运河，将乍浦、上海攻破。整整两年时间，英舰队横行大江南北气焰嚣张，清王朝损兵折将连连败北。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清廷被迫与侵略者达成了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这次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清帝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外强的贪婪是无休止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过去十几年，西欧列强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不仅让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难，英法联军还攻破北京，大肆抢掠、杀戮，火烧圆明园，让清帝国蒙受了更大的耻辱。在以后的岁月中，列强稍有不满，便通过手中的利炮坚船，或联手，或单打独斗，把大清一次次地抛投进巨大的屈辱伤痛之中。时间到了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的衰败，陕甘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受其影响，新疆不久也义旗纷举，并很快成立了几个脱离清政府统治的互不统属的封建政权。在这特定的背景下，浩罕汗国的帕夏（军事长官）阿古柏，抓住新疆割据王思的克借兵的有利时机，率虎狼之师侵入喀什噶尔地区。阿古柏匪帮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将南疆全部据为己有，在公然成立“哲德莎尔”国不久，又兵发北疆。觊觎新疆许久的俄国见有机可凑，竟飞速出兵，先阿古柏一步，将北疆重要军事要地伊犁占领。面对阿古柏与俄国的公然侵略，经年用兵的清政府因恐惧外强的船坚炮利，加之国库干涸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敢动用武力收复失地，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向侵略者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阿古柏无视中国的外交抗议，依旧骑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俄国则反复延宕，找出各种不能交还伊犁的理由；英国不仅继续承认阿古柏的伪汗国是新疆唯一的合法政府还明目张胆地在阿古柏的占领区设立了长驻机构。侵略者的嚣张和朝廷的无能激怒了一大批有见识的爱国人士。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边关大臣们纷纷站出来上折献言，坚决主张动用武力收复失地，顺应民心舆情，把侵略者赶出国门。面对爱国人士和强大的舆论压力，清政府论证再三，反复权衡，终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了武力收复失地的重大决策。让人想不到的是，清政府武力收复新疆的工作刚刚拉开序幕，岛国日本却出动军舰，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将台湾占领。日本侵台使清廷把目光转移到了东南海防上。他打乱了大清国西征的部署，同时也动摇了清政府武力收复新疆的信心和决心。值此关键时刻，陕甘总督左宗棠再次站了出来，他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建议；湖南巡抚王文韶也表明自己的观点：“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左宗棠等人的呼吁，再次打消了清政府武力收复新疆的疑虑。为了尽快收复失地，清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赋予左宗棠更大的权力：以大学士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筹西征粮、饷、兵各事。已到垂暮之年的左宗棠临危授命，果断地挑起重担。他针对新疆的实际地理条件，一改前钦差大臣景廉制定的进军方案，认为“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决定先收复阿古柏占领的北疆地区，使俄国交还伊犁时“无所藉口”。然后“下兵南路”，“则南路大局亦可速定。”随后，左宗棠又组织了庞大的军粮采运机构，还在上海成立了西征转运局。同时，左宗棠又通过“举外债、借商款”等办法，更换了出关各路人马的武器、装备。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经过近三年的筹备，左宗棠正式移节嘉峪关附近的肃州坐镇指挥，并奏明朝廷，“其前路进止机宜，悉委总统湘军刘锦棠相机酌度。”刘锦棠当时年届而立，是三品京卿衔的老湘军统领，实际职务仅仅是四品西宁兵备道。左宗棠把前敌统帅的大权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兵备道，此举不仅在清军内部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响，也让侵略者疑惑。刘锦棠重任在肩，很快便统率西征主力出关了。近代的中国因为有太多的外患和诸多的失败记载，清政府此次出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