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的迁徙：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摘要：本文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现实与心理的双重诱因、意义及局限，指出：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与研究无疑给理论界提供了一种观照文学的全新视角；后现代主义反启蒙、反中心、消解深度模式的一系列原则，在意识形态控制相对紧张的中国，为文学创作界提供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的理解生活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表述方式，使生活在政治话语中的文学获得了二度解放。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依然带上了"中国式"的阴影：在西方具有多维指向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仅被幻化为"怎幺都行"，他们置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笔下的批判理论于不顾，陷入了欲望的狂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中产阶级的保护神，而唯一遭到漠视的是人民的利益；因而，批判性的匮乏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死结，从而使这一思潮在中国陷入了"合法化"危机。"后现代主义"1是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股西方文学潮流，后来逐步扩展至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美学、艺术、建筑等各个领域，至七十年代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哈桑曾经用"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来概括这一思潮的特质，以此来意指它的两个主要本质倾向：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不确定性是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意味着在缺少本质和本体论中心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及其世界，这一范畴具有多重衍生性的含义：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反讽、变形等，它是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与此相对应，内在性则可以用散布、传播、推进、相互作用、交流及相互依存等概念来说明，这表明"后现代主义不再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它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对现实、对创造的内在适应。后现代主义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2这一思潮登陆中国是在80年代，而最终形成理论和创作热潮则还要等到90年代初。最早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是董鼎山，1980年12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所谓"后现代派"小说》一文，向人们介绍了"后现代派"小说3，随后袁可嘉又于1982年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对这一思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此同时，一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文本也被翻译过来，1980年《外国戏剧》第1期译介了马丁·埃斯林的《荒诞派之荒诞性》，《外国文学报道》在同年第3期上摘译了后现代主义作家约·巴思的论文《后现代派小说》4，1981年，《外国文艺》第6期又刊载了罗兴·罗德威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论文《展望后期现代主义》5。此后，一批重量级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陆续到中国进行传经布道：1983年，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权威阐释者哈桑到山东大学讲学；1985年，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课6；1987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又到南京大学作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国门开放伊始就进入了中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忙于自己的"现---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代性"设计，具有忧国情怀的作家们更感兴趣的是启蒙话语，因而，当时理论界热衷于探讨的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冷落。但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中国作家的启蒙热情彻底破灭，人们开始在心灰意冷中重新为自己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快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对中国有无产生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现实土壤，许多理论家一直心存疑虑，并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之前，中国并不会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产生，这几乎是中国是否会产生现代主义的论争的老调重谈。我们且不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经典理论，仅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讨论这一问题依然会得出肯定的结论：尽管中国尚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其经济也尚不发达，但是，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