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学术、文艺朋友圈金学术圈金庸和学者的往来，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他的武侠小说和围棋。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时候，记者提及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喜欢读金庸的小说，金庸回答道，学者是拿他的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比如陈省身先生、华罗庚先生、周光召先生。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数学家陈省身是大金庸迷，早早地入藏了金庸全集，其中《笑傲江湖》还是金庸在香港亲手送给他的。2001年，南开大学请金庸演讲，金庸在台上讲，九十岁的陈省身就坐在台下听。终身执教于加州伯克利、主讲中国古典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的陈世骧也喜欢读金庸小说，1966年，他读正在连载的《天龙八部》时，曾写信给金庸，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因为在日本讲学，难以买到《天龙八部》，他还在这封信里请金庸“赐寄一套”。陈省身嗜读金庸小说也是陈世骧爆的料，他还说，除了陈省身之外，与他经常来往的北美华人学者，如杨联升、夏济安等都爱读金庸。饶宗颐自小就爱读武侠小说，尤其喜欢还珠楼主，十三四岁的时候，自己还尝试写过。他曾将《东坡志林》的话略加改动，移用于评论金庸：“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原文作：“耳如芭蕉”）。香港大学专门为饶宗颐建了“饶宗颐学术馆”，并成立了“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学术组织，金庸是成员之一，他曾经说过：“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浙江海宁博物馆编《海宁査氏》族谱，金庸曾为之过目修改，而为这套族谱题签的，即是饶宗颐。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学者结交，都是通过围棋。在他们当中，沈君山的棋力最强，下起棋来，能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棋力较他们为弱，但是棋瘾极大，但凡金庸请牟宗三周日去他家里下棋，他一定会去。牟宗三、余英时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评价都很高，牟宗三最喜欢《鹿鼎记》，余英时则最爱《射雕英雄传》。诸多和金庸交往的学者当中，日本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可能是一个例外。金庸和他交往，最主要是因为汤因比。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的前言中，金庸讲到自己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到一本汤因比（金庸写作“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废寝忘食地才读了四分之一，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越读下去，心中的念头就越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满足的一生。”此后，汤因比的著作，金庸是数十年间每见必买必读，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英文本也在其中，金庸说，“对于两位先生渊博的知识、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他感到佩服不已。所以，《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建议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他便欣然同意。对谈自1995年11月16日始，历时两年多，两人多次在香港和日本会面，并且常有书信往还，对话录在日本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另一个例外，是金庸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的论文指导教师、著名汉学家麦大维（DavidMcMullen）。麦大维比金庸小十五岁，他回忆说，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辞，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其实，金庸也是我的老师”，麦大维说自己与金庸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围棋圈金庸对围棋的痴迷，尽人皆知。他曾经拜围棋高手王立诚为师，也拜师聂卫平学过棋。聂卫平在其自传中回忆道，1983年他正在广州为了卫冕“新体育杯”而战，金庸突然托人转告他，要在从化拜他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20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金庸对聂卫平十分尊敬，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