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作者：牛新春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4年第201410期摘要：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自由主义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此后自由主义不断向极端化、普世化方向演化，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频繁遭遇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同时，世界范围意识形态的创新、多样化进程也因自由主义的强势主导而裹足不前。而当自由主义变得千疮百孔之时，却缺乏可以替代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悲剧。1980年前后，里根、撒切尔在美英推行新经济政策，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国际主导地位。19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与共产主义的对决中“大获全胜”。至此，“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capitalism)、“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internationalism)合流，形成所谓“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国际舞台上一枝独秀(本文将这三股意识形态统称为“自由主义”)。当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1]此后，作为自由主义的两大内核，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被神化。2007年金融危机宣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西方政府预防、处置金融危机乏力，第三世界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皆暴露了自由民主政治的严重缺陷。然而，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由主义，国际社会却找不到具有明显优势的替代品，因为早在20年前，意识形态创新就已经停顿！自1970年代以来，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形成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西方国家普遍减少政府干预，提高私有化水平，推动贸易自由化，用市场替代政府部分职能，以提高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在发达国家，美英受自由主义影响最大，欧洲国家则把社会民主制度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嫁接，以缓解自由主义对社会公平的冲击。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是全面、系统性的，主要包括政府放松商业金融监管；交通、电力、能源等产业私有化；社会福利、教育、监狱等部分政府职能市场化；放弃谨慎货币政策；给企业和富人减税；弱化对劳工市场的管理。特别在金融领域，历届政府都在刺激市场活力、放松市场管理；跨国资本可自由流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界限被取消，信用违约合同交易不受监管。美“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曾对当年举国共襄“放松监管”的盛举作了描述：“30年多来，金融部门推动，美联储鼓吹，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支持。”[2]在此背景下，金融业获得长足发展，联袂信息革命的刺激，经济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好形势。美国经济经历了三个相对长的增长期：1982－1990年、1991－2000年、2001－2007年，期间只有两个非常短暂的小衰退，因而足以与1947－1973年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媲美。然而，2007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神话。美国消费、生产和金融资产大幅缩水。据“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保守估算，美国经济损失在6万亿－14万亿美元之间，接近其全年GDP，相当于美国每个家庭承担5万－12万美元。如果把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计算在内，损失至少翻一倍。[3]欧盟国家损失在6万亿－12万亿欧元之间，为欧盟GDP的50％－100％。[4]毫无疑问，这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欧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30年中，发生过100次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经济不一定是高效、稳定、自我修复的。[5]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报告认为，最根本的错误思想是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金融企业能够自我管理”。[6]结果，市场并未自我修复，欧美政府都用纳税人的钱大规模救市。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金融管理，但是新自由主义涉及根本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观，造成了系统性资本主义危机，如同1973年的高失业、高通胀是一场系统性危机一样。在自由资本主义将欧美引向金融危机的时候，欧美的自由民主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事前被金融利益集团绑架，未能有效预防危机，事后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