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现代文化人格的缺失张福贵(2007-01-1500:03:50)无论是对于东北人还是东北文化来说，当前都是一个难得的重新认定自我、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决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整体行为，或者说，东北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容，又是振兴的动力。毫无疑问，“东北现象”和“新东北现象”是东北人的现实焦虑，它困扰着东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我们要在“东北现象”的焦虑中反思这样一种“东北意识”：东北是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和“农业孝子”，多年来辛勤劳作为祖国大家庭供吃供喝，甚至输血，而现在人过中年，即将丧失劳动能力，终于等来了机会，于是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当成了国家还债的举措。这可能是一种现实，但是其中也包含一种社会发展中的补偿性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必然会助长等靠要的思想。我们东北人在畅想过去对于全国的贡献的同时，不能忘记东北曾有过的辉煌也是中华各族子孙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祖国大家庭成员一起劳作的结果。远至一个世纪以前2000多万中原移民“闯关东”，开垦东北大野，近至“一五”期间国家把168个项目中的近一半给了东北，北大荒屯垦、大庆石油大会战等，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援东北的经济建设，因此说，东北的发展都有着各个民族各个地方人们的贡献在里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东北现象”的产生，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我们东北人自身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行动中，在进行体制改革和观念变革的同时，还要进一步确认东北文化的源流和属性，探讨东北文化人格的缺失并促使其完成现代性转化，这是当下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深层课题。文化是有生命的，文化一经被创造出来，就在改变和塑造着人。要发掘东北文化的深层素质，任何一种文化的特殊性都不应该流于表面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的异质性，而应该是那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的差异。关于东北文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特征，早已被人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从“中华文化一体论”深度加以确认。但是，“关于东北文化的复杂性和个别性特征，却很难用简单的概念来定位，东北人的心理性格和文化人格特征，也不是可以用几句类型化的词语可以概括的。”①东北文化的构成因素较之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楚文化都更为复杂，文化属性也更为特殊。也正是由于历史承传和自然地理的诸种因素，构成了东北文化和东北人的基本精神特质。一、东北文化的源流构成与人文环境的历史传承；从东夷人到渤海国，从秦汉时期的流人迁入到契丹族和女真族两次入主中原，从明清时代山东河北流民的闯关东，再到伪“满洲国”长达十余年的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以及当代非市场经济体制文化的制约等，本土文化、中原文化、殖民地文化和当代体制文化四大不同层面构成了东北文化历史源流构成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通过中原移民所构成东北文化的主体是传统中原文化。一百多年来，东北的开发是与这些拓荒者的贡献和牺牲分不开的。这些来东北的中原移民几乎都是在关内活不下去的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他们“闯关东”大多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求生，因此这个群体中既缺少富家子弟又缺少书香门第。于是构成东北文化的中原文化板块基本上不是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以传统的民间文化为主，从而使东北文化缺少书香气，而多了些乡野气。在近代中国特定的背景下，长达十几年的殖民统治，也使东北人的文化品格发生了较大的分化，扭曲了部分东北人的传统性格。“一时的压迫可以产生叛逆，长期的压迫必然制造奴隶”。在全面的殖民地的奴化教育下，也培养了东北人文化人格中的一种顺民性格。同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想方设法地“糊弄洋鬼子”，这样一来，便在东北人淳厚质朴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又增添了一份狡黠。平时慷慨激昂，关键时刻就“草鸡”，欺软怕硬，前紧后松。东北是老解放区，也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东北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思维方式上来说，都相对保守。进一步讲，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官本位机制，无论是经济本身还是为之服务的经济学都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