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摘要】：晚清以降的时局嬗变,初看起来,似乎与过往历代王朝的皇权更替并无二致,毕竟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的内部政治危机虽然已经显现,但仍未到积重难返的程度,但是清政权最终以“革命”的形式完结,而不是循环论式的王朝更替,无疑提出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辛亥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中国历史传统的王朝更迭,又有哪些异同之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何会最终酝酿出历久不息的“革命”狂潮?对于晚清而言,政治危机并非只从1840年才拉开大幕,种子早在康乾盛世就已埋下,道咸两朝已为危机爆发的前兆,在如此的时局之下,儒家士大夫自然不可能毫无反应,但对于康乾嘉道年间的士大夫而言,他们囿于所在传统之强大,虽试图“求变”,也开始注重“经世”,但并无机会发展出太过异端与激进的观念,而随着中西文明交接,国内时局日蹙,士大夫们开始有机会借由开眼看世界来反观自身所处的历史处境,由此,激进的经世观念开始出现,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更为深入与变形,最终烘托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观念与各种形态的乌托邦理想。正是处于这样的思想史背景,笔者试图回应下列几个问题：晚清不断激进化的政治转型,在“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方面,带来怎样的变化?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发展出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借助了哪些思想资源?他们对于不断激进的政治时局,对于这种具有现代意味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又持有怎样的态度?在此背景下,也可审视当时各政治派别之间(如维新派、革命派)在观念上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883到1910年,这一阶段正是变法与革命思潮彼此竞争与相持的重要时期,而且是儒家士大夫与新兴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转型方案产生巨大分歧的阶段,而在这一时期,士大夫与新兴知识分子利用一切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如佛教、道家以及东渐的西学,试图为此大变局作出说明,并且试图指出一条理想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道路,而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也在这样的胶着过程中不断地激进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1883年之前清代的思想氛围；第二部分则主要以戴震与彭绍升及章学诚之间的思想史论争为主,之所以如此铺陈,是因为戴震与彭绍升之间的思想分歧代表着儒家在清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超越性一面由于乾嘉学风而越发单薄,甚至落入训诂考证的窠臼,而本具强烈超越色彩的阳明学却由于时局的逼仄,如彭绍升,则转入求生净土的佛门之路,这背后意味着清代儒学超越性的丧失,也自然难以生长出激越高昂的经世理想,反而是越发消极内敛。另外以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分歧入手,试图展现“史学”对于“经学”的挑战背后,其实是当时儒家内部已经对乾嘉学风的内敛保守与消极避世开始质疑,转而想从强调经世面向的史学入手,重新提振儒家的精神,强调“经世”之后开始成为晚清儒家的重要思想特征,从历史意识层面来看,就是重现世,重事功的精神与心态开始显现端倪。对于第二章的第一部分而言,是以龚自珍与魏源这两位晚清著名的公羊学弘扬者为代表,试图论述他们如何在时局危机中阐发其“历史变局”意识,他们又是如何追随新兴的公羊学,接受公羊学的经世精神,另外他们又是如何从“三世说”出发,来阐发经世层面的“历史变局意识”；第二部分介绍龚自珍、魏源的净土思想背景,主要是想说明,这一时期的儒家士大夫虽然开始注重经世与事功,但仍然保留强烈的超越意识,而且这种超越意识具有强烈的出世性格,与经世之间存在剧烈的紧张感,一旦人世受阻,便会寻求出世间的净土,这与强调现世圆满性的现代乌托邦意识显然存在很大差别。第三章以廖平和康有为为中心,讨论公羊学的经世意识发展到廖平、康有为这里,如何演变为一种强烈的“尊今抑古”与“托古改制”意识,从而不再将历史的理想聚焦在三代,而是强调“圣人创制”,而淡化政治因循变革之意,从时间意识层面看,表现为否定“过去”,肯定“当下”。康有为延续了这一创见,终于发展出一种开创性的线性社会进化意识与“大同”乌托邦思想。第四章分为两节,第一节的内容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缘起与过程出发,来论述严复因受甲午之后的危机时局刺激,而开始以道家来理解与阐释赫胥黎及斯宾塞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