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对中国政治参与中冷漠现象的消解[Summary]中国的政治参与发展曲折，在政治体制改革由浅入深的关键时刻，政治参与机制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造成了政治冷漠现象。市民社会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机制，其理论为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和优化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市民社会已经萌芽，其成长却步履维艰，但是市民社会的发展毕竟为解决公民政治参与冷漠问题提供了一剂良方。[Keys]中国市民社会政治冷漠“第三部门”政治冷漠(PoliticalIndifference)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它指的是一国的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指的是对政治参---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与的疏远和逃避。[1]但必须承认的是：作为公民也有选择不参与政治的自由，但是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却不应该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长期缺位，而是公民能够积极有效的参与政治。显然,政治冷漠对民主政治发展起到消极的、甚至是阻碍的作用。政治冷漠会造成政治系统与其环境之间或者说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某种隔阂，使政治参与效能低下增大政府系统的内耗。政治参与中冷漠现象的突出不是中国政治的特有现象，而是在全球化政治中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各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别而导致政治冷漠的成因各异，本文将以市民社会理论做为研究的切入点，来剖析政治冷漠的成因，以期找寻解决这一顽症的途径。一、市民社会理论的渊源及内容“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一概念在公元1世纪由西方哲学家西塞罗最早提出,其原意是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2]。但从黑格尔开始市民社会才真正的成为与政治社会相区别的社会实体，黑格尔是将市民社会从政治社会剥离的先驱。马克思在接过黑格尔思想的接力棒时，直接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3]但是可以认识到的是，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理论上的神秘主义不再将之认为是“绝对精神的运动”，相反再一次的发展了市民社会的理论认为不仅是经济关系的综合体，更是随着国家的消亡而不复存在的历史的产物。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4]但此时，市民社会理论并未走出经济基础的概念。葛兰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发展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理论从主要指商业和工业生活的经济关系综合体的概念中第一次引入上层建筑的领域，这一次理论转变不仅赋予市民社会的经济功能，更重要的是将文化概念应用于市民社会。“与其说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如说它非教条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弥补了马克思对文化、精神生活等意识形---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态上层建筑论述的不足。”[5]由此，葛兰西完成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6]的理论建构。“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7]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8]哈贝马斯受葛兰西的影响，把市民社会的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合法性危机》中进一步认为市民社会应该从文化角度分析，由此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是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而公共领域是指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有有机体，实际上就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从这点看，从葛兰西开始，国家-经济-市民社会的三分法就正式成为学界的研究主题。从而葛兰西将市民社会从经济领域中的成功分离使得我们在对市民社会的认识进入了新的领域，在这个理论中市民社会既是与政治社会相对立的社会组织机构又是统治政权得到“认同”的重要载体。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