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的观众：一种批判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路径□郭大为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电视历史剧热”成为了中国大陆电视屏幕上的一个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的文化现象。按照国内不少文化学者的看法[①]，这股“历史剧风”大概发端于1991年的电视剧《封神榜》和1992年的《戏说乾隆》以及1994年的《戏说乾隆》（续集），而1995年的《宰相刘罗锅》更是形成了一次空前的收视飓风。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不断深入以及通俗文化思潮的起起落落，“电视历史剧”成为了当代中国电视产业中一系列既炙手可热又倍受争议的文化产品。所谓的“正说”和“戏说”成为了文艺评论人士对于这些电视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惯常描述。举例来说，以《雍正王朝》（1997年），《康熙王朝》(2000年)和《乾隆王朝》（2002年）为代表的清宫戏常被称为“历史正剧”，而以《戏说乾隆》（1992年），《宰相刘罗锅》（1995年）和《康熙微服私访记》（2006年—）为代表的古装历史剧则被称作“戏说剧”。同时，改编自中国古典历史著作的古装题材电视剧，譬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等也常常被文艺评论人士纳入到“历史剧”的广义界定之中。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电视历史剧是一种具有复杂文化意涵的电视现象。中国社会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和90年代初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电视文化的巨大变化。随着电视传播体制的改革和卫星电视的投入使用，中国的电视消费市场日趋形成并且走向多元。同时，来自港台，欧美和日韩的电视节目也逐渐成为了中国观众日常收视中的节目内容。当代中国的电视历史剧正是在这样一种电视生态环境下出现的。作为一个出生于80年代初的人，从学生时代到走入社会工作，我本人更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股“电视历史剧风”的开端、发展，高潮以及变迁。同时，“电视历史剧”在大众媒体，文艺评论界，甚至历史学界内部也引发了一次次的争论。这场争论中的议题是非常多元的，其中涉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再现和评价，大众传媒对于传播历史知识的责任以及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本质特征等等。对于国内的媒体研究学界来说，关于“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专题研究大概开始于1990年代末，而且是由文学和美学领域的教授学者首开先河[②]。这些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的文本美学特征都有着非常精准和引人思考的研究论述。可是，当我到英国接触到欧美的媒体和传播研究，我感到欧美媒体研究学界常常提到的所谓“观众研究”（AudienceResearch）或者“收讯分析”(ReceptionAnalysis)在国内却并没有太大的声音[③]。当然，学术传统和学科发展受制于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因此过度讨论国内与欧美媒体研究学界差异性的意义本身并不大。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可以经由欧美理论和研究路径来开启我们对于媒体文化新的思考，为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尝试寻找本土的学术实践同欧美学术的结合点以及对话空间。正是带着这样的学术诉求，我把“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的观众”作为在英国博士研究的课题。我期望通过一种“批判社会学”的实证研究的途径，去讨论当代中国的电视观众是如何介入这些电视历史戏剧的，或者说，当代中国电视历史剧对于观众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不过，一项博士研究所能给出的答案是有限的，宏大的研究问题还需要化解为微观的次问题去逐步解决。这篇论文算是我博士研究的思考框架，研究方法和初步发现的一个大致汇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相关理论梳理：观众，类型与社会“观众研究”（AudienceResearch，台湾学者习惯称为“阅听人研究”）是欧美媒体和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④]，其发展脉络和理论诉求也是非常复杂的。对于从事“观众研究”的人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学术名词的来龙去脉。如同所有的现代学术知识一样，“观众研究”也是在一种知识的建制化（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knowledge）中产生并发展的。大众传播学者通常引用早期美国的传播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ld）的观点把传播研究分成两类：管理学派（AdministrativeResearch）和批判学派（C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