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陆益龙原载于《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摘要：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后乡土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当前农村的双二元格局及秩序基础的行政化和制度化，城乡二元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已成为农村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已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之中。关键词：乡土中国转型后乡土性乡土中国已经经历了土地革命这一重要的制度变迁，建国后又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又经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如今正经受市场化转型的冲击，其结构特征的变迁在所难免。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是因为当时中国乡村社会有着诸多与都市社会所不同的结构特征。[1]如今，中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大潮的洗礼下，正迈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那么，乡土中国及其乡土特征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说乡土性已经发生变迁，那么当前的乡村社会又具有怎样的结构特征呢？本文旨在回顾乡土中国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经验，概括和总结后乡土中国的结构特征。一、后乡土中国：乡土性的变迁与存续“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这是费孝通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基本性质所作的精辟判断。在细致入微的经验观察和高度概括性的历史回顾中，费孝通总结出乡土本色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乡土中国的乡土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乡下人的土气。虽然“乡下人”和“土气”两词似乎都带有一些鄙视之意，但在这里如果将其作为中性之词用来描述和形容传统乡村社会农民的特征，又能很好地反映乡村社会主体－农民的特质。在传统乡村社会，农民居住的空间属于乡下，乡下既是生态的和地理的空间，又是一种社会空间等级（socialspatialhierarchy）。相对于乡下的社会空间是城里，中国传统社会的城的意义与现代社会城市有一定差别。现在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大多是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业职业者，当然也包括公共管理机关的管理者，他们与农村居民的差别可能主要是职业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其它社会差别。但在传统社会，住在城里的人大多是统治者和上层贵族，也有少量为统治者和贵族阶层服务的仆人。所以，乡下与城里相比较，就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乡下是比城里地位低下的社会空间和场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由于农民的生计依赖于种地，需要从泥土中获取生活资料，因此，他们与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中也就渗透了泥土的气息和特色。传统社会里，世代农民都有一种“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情节，由此说明土地问题是牵动着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一个核心。在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和政权因为农民起义而被颠覆或摇摇欲坠，而几乎每一次的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总有着某些关联。例如洪秀全掀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打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用”的旗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动员了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从这一意义上说，土地是能调动农民激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从另一个角度看，土地上的不公可能是乡村社会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也可能是影响最为严重的问题。因为生活在乡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的农民，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是生活中的最重要资源。一旦这种核心的资源在配置上出现问题，或存在严重的不公，那么势必会导致社会的紧张关系乃至冲突和革命。第二，村落社会的低流动性和地方性。聚村而居是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特性之一，这与美国乡村独门独户现象呈鲜明对比。从理论分析角度看，人们结群而居是因为分工与合作的需要，城市社会人们集中聚居在一起是因为城市有高度的分工。因此，分工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人们不必聚居在一个地方。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的分工很少，较多的分工不过是性别分工。那么，中国乡村为何有明显的聚村而居的倾向呢？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