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通婚距离变迁探究摘要：文章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西安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和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更远。影响第一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有教育程度和结识途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为性别、外出时间和结识途径。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通婚距离中图分类号：C9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4-0063-07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通婚圈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主题，对通婚圈或通婚距离研究的意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通婚距离对于家庭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意义。在传统社会，族亲关系是主轴，姻亲关系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家庭关系的途径，但较族亲关系来講，其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姻亲关系在家庭关系网络中的作用日趋加强，姻亲关系的强化使得通婚距离对家庭关系网络的影响作用比传统社会更为明显。通婚距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能够获得的家庭社会网络支持程度。第二，通婚距离对儿童照料和姻亲家庭的养老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目前学龄前儿童照料和养老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主导的情况下，通婚距离的扩大或内卷会直接影响到处于这两种生命周期家庭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劳动支持）。第三，通婚距离的扩大会带来婚姻迁移女性的家庭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我国的“从夫居”传统导致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由婚姻迁移带来的适应问题，在婚姻迁入地，女性面临着家庭适应和社会适应的双重压力，容易造成家庭矛盾和婚姻迁移女性的孤独感，她们与娘家的联系也因距离和沟通成本变得困难。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外来人口群体，处于家乡和城市的双重边缘位置，通婚距离对他们的影响比起他们在农村的同伴和土生土长的城市同辈群体更大。鉴于'‘同类婚”是婚姻市场的主要特征，农民工的婚配对象一般都是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外来人口，如果二者是远距离联姻的话，他们就会处于族亲与姻亲支持的边缘，这种由族亲和姻亲形成的强关系网络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他们来说作用很小，相反，远距离通婚的农民工家庭在照料和赡养双方父母时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却有所增加。与男性农民工群体相比，通婚距离的变化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影响更大，她们既是婚姻迁移者同时又是劳动迁移者。鉴于通婚距离对农民工个体或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影响，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现有的关于通婚距离的有关成果来看，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研究。与通婚距离有关的文献集中在'‘通婚圈”、“异地联姻”、“跨地区婚姻”和“婚姻迁移"等主题词的文章中。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通婚距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的通婚圈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施坚雅、杜赞奇和王铭铭的研究。施坚雅通过1949〜1950年对四川农村的实地考察后认为，农民的关系网络存在于基层市场社区内，婚姻关系同样也是如此。杜赞奇则通过分析满铁调查资料（1940〜1942年）认为婚姻圈与市场圈只是部分重合，联姻圈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联姻圈与文化网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王铭铭通过对福建的田野调查发现，传统社会通婚圈与祭祀圈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通婚距离也集中于较小范围。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科学的沉寂几乎也没有什么相应的研究成果。二是改革开放后的通婚圈研究。学术界对通婚距离的再一次关注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后，这时的研究加入了社会学的视角，大都是将社会流动与通婚距离的变化联系起来，探讨社会结构转变背景下的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和变化原因。关于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通婚距离缩小，如邱泽奇、丁浩对湖北农村的调查，得出了随着年龄的减小，近距离婚嫁者增多的结论。吴重庆通过对莆田孙村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持此观点的还有周丽娜等人和新山。关于通婚距离变化趋势的第二种观点是在社会流动背景下，通婚距离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代表性的有甘品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