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功夫、暴力与民族主义潘天强的课程课件发布于：2010-11-2420:42李小龙：功夫、暴力与民族主义李小龙（1940-1973），原籍广东海南，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原名李振藩，英文名BruceLee。由于父亲李海泉为香港知名的粤剧和粤语片演员，李小龙不足1岁时就在港片《金门女》（1941）中上镜。6岁担纲演出影片《细佬祥》（1946），至17岁止已在10多部影片中参加演出。这一时期，李小龙还拜师学武，练就了一身咏春拳功底。香港喇沙书院肄业之后，李小龙被家人送往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哲学及心理学。在此期间，李小龙又吸收空手道、西洋拳、跆拳道等中外拳术精华，自创“截拳道”。1964年，在美国加州长堤举行的万国空手道比赛中获得冠军。1966年至1967年间，进入美国20世纪福斯公司，在其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青蜂侠》（30集）中担任重要角色，此后，又在好莱坞参拍《丑闻喋血》等影片。1971年，李小龙回香港，应嘉禾影片公司编导罗维之邀主演功夫影片《唐山大兄》。影片公映后，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连创票房新高。第二年，再与嘉禾公司及罗维合作，主演影片《精武门》，更在各地掀起一股功夫片狂潮。这一年，因与罗维发生分歧，自组协和影片公司，自编自导自演功夫片《猛龙过江》。此时，李小龙功夫片的影响已经波及美国、日本和欧洲。1973年，李小龙再一次去到好莱坞，主演影片《龙争虎斗》，首开中国电影进入世界电影市场之先河。接着，李小龙参加功夫片《死亡游戏》的拍摄，却在未竟之时暴毖，为后人留下一段众说纷纭、难以索解的谜团。应该说，无论是在场景的安排、人物的身份，还是在动作的设计、情感的表达等方面，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都有相当鲜明而又固定的特征，正是这些鲜明而又固定的特征，恰到好处地发抒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民众内心深处无家无国的漂泊意识和无路可寻的悲怆感，也以“中国功夫”为介质将动作奇观、东方神秘以及人性异化展现在银幕上，成功地满足了这一时期大多数中国观众以至西方观众的观影渴望。首先，在李小龙主演的几部功夫片里，主人公活动的主要场所，基本不在大陆、台湾或香港三地，而在远离主人公“家乡”、“母亲”甚或“姐姐”的另外一个相对独立却又绝对险恶的异域。这是一个失去人性、没有规则的世界，代表法律的警察或者从不露面，或者只在影片结尾收拾残局的时候才草草出场，并且很难获得一个特写甚至近景；也就是说，搏斗双方的仲裁者要么缺席，要么不参与真正的叙事，只有听任暴力疯狂地孳生和死亡无情地逼近。与此相应，李小龙电影里的主人公，也大多拥有一种出门在外的心态与失父失家的漂泊意识，并在忍无可忍、无路可走的绝境中奋起抗争，最终以暴力制服暴力。在置对手于死地之时，伴随一声长啸的是一种混杂着兴奋、痛苦以至迷狂的表情。这种建立在疯狂的复仇意识基础上的复杂表情，显示出李小龙电影独有的一种掩饰不住的悲剧感。同样，李小龙电影里的中国功夫，是一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的暴力美学形式，正如研究者所言：“李小龙电影以激烈逼真的身体对打、戏剧化的‘悬空三弹腿’、‘双截棍’以及犀利的哮叫和怒目特写，建立起一种欢畅的暴力美学形式。打斗时的受虐与虐人，不仅不再被电影技巧隐藏，相反地，还更加夸张地予以呈现，藉以形成一种德勒兹所谓‘愉悦/痛苦交混的诡异情结’。台湾男性观众透过这种类似新兵训练的欢痛过程，建立属于阳刚性的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同时，在电影院里、宿舍寝室李小龙海报前或教室内的彼此练武，获得宗教狂热般的认同仪式；而其中扮演皮鞭角色的双截棍，也成为男性恋物心理的投射对象。藉着这样的认同与群体激励，观众的心理获得抚慰，得以减低现实生活中，政治与民族形象的去势焦虑。”[1]确实，可以从《唐山大兄》、《猛龙过江》、《龙争虎斗》尤其《精武门》等影片看出李小龙电影潜隐的这种言及暴力与复仇、诉诸政治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精武门》由香港嘉禾影业公司1972年摄制，罗维编导，陈清渠摄影，韩英杰武术指导，李小龙、苗可秀、田俊、衣依主演。颇有意味的是，影片开头的一段画外音：“一代大侠霍元甲因挫俄罗斯大力士，败日本武道高手，一洗我东亚病夫之辱，名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