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忏悔心态与文学南朝随着佛教兴起，忏悔思想开始盛行，成为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史籍记载当时“家家斋戒，人人忏礼”，贵族文人热衷于佛教忏悔活动，相应地忏悔精神也体现在当时文人的思想、心态、文学之中，本文以期从忏悔精神这个较为独特的视角来关注南朝文人的精神世界与生命情怀。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土忏悔实出自西方。”〔1〕中国的忏悔思想于佛教，“忏悔”一词本身就是结合了梵语“忏摩”与汉语之“悔”而造出的。中国本土的智者大师最早对忏悔作出解释：“夫忏悔者，忏名忏谢三宝及一切众生悔名惭愧改过求哀……举要言之，若能知法虚妄，永息恶业，修行善道，是名忏悔。”〔2〕佛教经典都说明忏悔为消除罪业的最好途径，功用非凡，为佛教中最与众生方便的修行法门。佛教传入之前，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亦不乏相关精神，梁启超就曾说：“佛教曰‘忏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实质大有相通之处。先秦儒家思想重自省、重改过，孔子提出“内自讼”，曾子强调要“一日三省吾身”，要求的是以“不自欺”的自觉精神来“反身而诚”，达到“慎独”，依靠的是内心的力量而缺失神明的监督。孔子要求“言寡尤，行寡悔”，荀子曾言“大儒”的一个标准就是“举事无悔”少过失而寡悔才是儒家君子修身的较高目标，儒家的自省无需向神告白，而佛教“忏”的本意即为“自陈过也”，〔3〕鼓励公开自身的过失，佛教这样的理论正是南朝文人不避讳自陈罪过的思想基础。传统思想的积淀与外来思想的冲击共同造就了南朝忏悔思想的盛行。南朝忏悔精神之盛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当时文人对生命之苦的体认，乱世生命的脆弱和渺小，使文人普遍从关注彼世的佛教中寻找心理安慰。第二个原因是佛教宣传的地狱之恐怖和天堂净土之诱惑，沈约《忏悔文》中也说明“彼恶加我，皆由我昔加人。不灭此重缘，则来恶弥遘”。南朝文人往往因为因果报应的影响而忏悔。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皇室贵族的重视与推动，尤其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二人非常重视忏悔与戒律，影响很大。萧子良所作《净住子净行法门》与在梁武帝主导下编写的《慈悲道场忏法》是南朝最为成熟的忏法著作。忏法是讲忏悔修行的具体方法、记录与忏悔过程相关的思想、仪式等的文献，在隋代比较成熟的《法华三昧忏仪》之前，南朝的忏法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与南朝文人忏悔思想相关的具有忏法形式的文献是《净住子净行法门》和《梁皇宝忏》，借助于对这两部文献的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的文人心态和精神状态。萧子良非常重视忏悔在修行中的作用，认为“灭苦之要，莫过忏悔”，且多采用儒家思想解释比附佛教思想，行文多采用“经书互映”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儒家与佛教思想的一致“内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意殊名异。”这也是符合了当时内外兼习，道俗同听的社会风尚。当时结合传统儒家理论来说明佛教忏悔之理的也较普遍，中土帝王之所以重视礼忏仪式，在于看重忏悔对于社稷民生的多方位作用：“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飨鬼神，或祭龙王，诸所祈求帝必亲览。指事祠祷讫多感灵，所以五十年间，兆民荷赖缘斯力也。”〔4〕佛教的忏悔俨然取代原来中国本土的祭祀或一些宗教活动，中国的特色日益彰显。《净住子》与《梁皇忏》中的蔬食与孝道内容，就更好地与儒家的仁和孝观念联系了起来。“慈悲”当时的意义本来就与戒杀与素食有关，沈约的《究竟慈悲论》就说：“释氏之教，义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为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中直接用儒家“五常”来比附佛教“五戒”，说“仁者，不杀之禁也”。《梁皇忏》中关于因杀生食肉的忏悔就更多，这与梁武帝大力倡导蔬食有关，在《净业赋序》中宣称的原因也是为了尽孝道。《净住子》“十种忏悔门”就要求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构成忏悔修行的动力之一，《梁皇忏》有“奉为父母礼佛”的内容，其中的因果故事中，因为不孝而遭受果报的故事仅次于杀生。成功地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也可以说是南朝忏悔在中土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佛教忏悔思想在南朝还体现在传世的文字上，尤其是忏文之中。忏文是记录礼忏仪式或忏悔自身罪过写下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