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天立地”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和使命——基于郑杭生“社会调查系列丛书”的分析黄家亮2012-7-3015:44:08：《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期【摘要】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已面临着严重的主体性危机——对内无力回应中国社会“大转型”所提出的“大问题”，对外处于边陲、附庸地位，无法与西方学者平等交流对话。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的近年来的学术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科学要想走出“危机”，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必先坚持“顶天立地”的发展思路：首先，要走向“田野”，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的社会实践，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经验”为依据的理论提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从而破除长期被西方垄断的学术话语权。【关键词】主体性危机；“顶天立地”；理论自觉；学术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在借鉴国外优秀成果的同时，必须尽快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这已成为中国学术界诸多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和迫切愿望。然而，到底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确实一个现实难题。近年来，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及其学术团队的系列社会调查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一、“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双重危机社会科学是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产物。作为一个在深刻民族危机之际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全部“移植”自西方。有语言学家做过研究，目前流行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280个主干词（关键词）全部来自于日本，而其中大多数又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从欧美国家引进和翻译的。[i]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中国学人又以极大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直接从欧美国家大量引进理论资源，以求启蒙国民和重振中华、保住中国的“球籍”。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者在新的思想解放浪潮中，更是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理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引进运动”。经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百余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西学东渐”，我们完成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专业体系、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等）和制度体系（学科建制、学术规范、评价体系等）的构建，可谓功不可没。然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建立的过程是以“知识移植”为手段的，因此，在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冲击，中国社会科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不加反思的接受了西方理论的种种的话语。这使得在中国社会科学看似繁荣，却处于一种尴尬甚至荒谬的境地——在我们用以观察中国的理论，“中国”却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这种“缺席”使中国社会科学陷入日益深重的主体性危机之中。首先，在中国社会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既难以合理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更无法科学指引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对某一地方历史或现实经验的提炼中形成的，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有普适性的因素，但这种普适性是有限度的。这种“异域的经验”可以用作考察中国实践的借鉴，但如果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真理，用来套裁中国的经验，甚至用其来矫正中国实践的逻辑，则要么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要么是南辕北辙、贻害无穷。这样，理论简化认识、指导实践的功能不仅没有达到，往往反而成了认识和实践的障碍。另一方面，在世界学术格局之中处于绝对的边陲地位，缺乏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能力，与中国日益增加的综合国力和“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大转型”时代极不相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以‘引进’、‘复制’和‘接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在于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判准作为我们知识生产的判准，而在这种判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较深的层面上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我们’事实上只是相对于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ii]大时代催生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