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上访体制与社会稳定关键词：信访制度、民意、越级、表达涉诉上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特有的社会政体和社会发展情况，为实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制定的一项特殊规定。近年来，随着司法部门对处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对结案标准的严格把握，涉诉上访的满意度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但由于各种原因，仍存在不少对上访结果不满意的现象。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为维系社会稳定，进一步改革上访体制已刻不容缓。一、我国古代上访制度在史书记载当中，上访现象非常常见，甚至还有人将状告到皇帝面前。在影视剧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击鼓鸣冤”的情景。在中国古代，民情上达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以直诉记载为多。所谓直诉就是古代直接向皇帝或中央相关部门申诉的一种司法制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告御状”。据《史记》卷10《孝文本纪》和卷105《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在汉朝有一个叫淳于意的名医被人诬告被判“肉刑”，将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膝下无子，小女儿缇萦为了救父亲毅然决定跟随其父到京城长安。来到长安后，父亲被打入了天牢，年幼的缇萦情急之中竟然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那就是直接给皇帝写信。她在信中详细讲了父亲入狱的来龙去脉，并写道，为了救父，我愿做一名官奴婢，以赎父亲的刑罪。缇萦的信很快便送到了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罢，被这个小女孩的孝行所感动，随即赦免了淳于意的刑罚，又下令废除了肉刑。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在钦佩缇萦的孝行和文帝的从善如流之举的同时，也对汉代的这种较为宽松的直诉制度大为赞许。一个普通的百姓来到京城，竟然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而且这封信还会毫无悬念地交到皇帝的手中。这种民情上达机制，在当时的确是非常先进的。缇萦为了救父，采取的是给皇帝上书的形式。而据传说记载，早在尧舜之时，便已出现了“进善旌”、“诽谤木”以及“敢谏鼓”等直诉形式。西周又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专门负责接待直诉事务，同时还出现了“诣阙上书”、“邀车驾”等形式。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唐代武则天时还设立了匦使院，使直诉制度渐趋制度化和正规化。中国古代之所以要在正常诉讼程序外另设直诉制度，主要是为了减少冤案，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同时也是中央朝廷和皇帝了解民情民意的一条重要渠道。那么，是否就是说百姓如果有了冤屈，只要通过直诉便可轻易解决问题？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究竟有无限制呢？古代打官司一般遵循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上告制度，如果越级上告，则为非法行为。只有在各级司法部门均不受理的情况下，才能够诉诸直诉。而且，直诉的案件必须是重大的刑事案件，像一般民事案件就不在直诉之列。直诉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接受诉状的部门是否真正把相关工作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将民情上达到皇帝及相---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关部门；二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皇帝及各级相关官员对民情的重视程度。前述缇萦上书救父源自汉文帝对民情民意的尊重，从而采取了有利于上诉者的举措。二、当下上访现状根据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从1994年起全国群众来信来访（尤其是集体上访）件数明显扩大，并且在长达十几年的期间内持续递增；近几年越级上访、进京直诉的潮流愈来愈汹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汇集到中央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对策或信访制度改革，人们自然会提出以下思路：为了缓和上访潮对国家权力结构的冲击，首先应该限制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同时整顿基层信访机构，力争就地解决问题，为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级信访机构的实权、责任制以及督促系统。自2005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信访条例》修订本，正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再次确认和更具体的表现。例如，条例规定采取走访形式的申诉只能对具有处理权限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不得越级上访，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不得重复走访（第16条）；走访的人数或者代表人数均不得超过5人（第18条）；为了缩小走访比率，鼓励以信函、传真以及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