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管理——组织行为篇回归人性的视角（上）秦帝国崛起与速朽背后的法家人性观探析文/张文阁总有一些事能长久引起人们思考的兴趣。比方，为何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百家争鸣的盛景？七雄逐鹿，为何偏居一隅的秦国能够最终一统天下？又为何强大的秦帝国仅十五年就二世而亡？汉武帝为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回归人性的视角。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喜欢向历史找答案，他认为：“管理没有新问题，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从古到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管理。不同的组织可能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追求，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将个人的目标加总为组织的目标，调动人的积极性，使组织的目标通过个人的行为而实现。”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感慨：“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这种无能与无奈，黑格尔也深深体验过，他总结：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从来不曾从历史里接受什么教训。中国古代孟子和荀子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有过激烈辩论并影响他们的理论。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性假设理论创始人、组织行为学和发展学开创者，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麦格雷戈，在其划时代的著作《企业的人性面》中也相应提出著名的人性假设的X-Y理论。回到开始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为何能出现百家争鸣？那是中国经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国家由分裂回归统一的前夜，是国有和公有经济向民营和私有化发展的路上。这个大变革首先是由生产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文物考古表明，中国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期就掌握了冶铁技术，在春秋晚期开始掌握炼钢技术，到战国时期已广泛用于制造兵器和生产生活工具。而欧洲一直到14世纪才成功地炼出生铁，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宗族社会的农村公社向家庭生产方式转变。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出租禾”，标志国家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私有经济因之迅速崛起。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积聚，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孔子总结当时的社会现象，“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提出管理思想，制定行为准则就变得非常必要。因此包括儒家在内的各派思想家，都积极提出自己的治世主张，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偏居一隅的秦国为何能够统一六国？《史记》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说明秦地之偏僻荒蛮，其基础条件并不好。史家吕思勉将秦灭六国的原因归为：地势、竞争、质朴、变法。从时间上看，秦朝国势骤强始于孝公用法家实践派代表人物商鞅进行变法。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为振兴秦国，实现霸业，发出求才布告：“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商鞅经人引荐与秦孝公面谈了四次，终于获得秦孝公的完全信任，由他来主持变法。商鞅变法的目标就是——治、富、强、王。商鞅实现目标的关键路径是建立小农经济，发展耕战，具体包括五个措施，其一，拆分大家庭，发展生产力，“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商君书•开塞》），“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其二，鼓励耕战，“粟爵粟任（奖励种粮），武爵武任（奖励军功）”（《商君书•去强》）；其三，鼓励垦荒，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谁开荒，得到的土地就归谁）”（《通典•食货志》），“民胜其地者务开（人多地少必须开荒），地胜其民者事徕（地广人稀就招徕六国民众）”（《商君书•算地》）；其四，严格农村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其五，实行愚民政策，他说“民易为言，难为用”（《商君书•说民》），使“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商君书•垦令》)，“民愚则知可以胜之”（《商君书•算地》），老百姓愚，就可以“纷纷则易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