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谐社会思想探讨论文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外部矛盾的加剧促使内部矛盾的缓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但是，此种情势的出现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因势利导，更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任务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通过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分析，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③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即要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方略，其思想、理论，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统一战线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在把握和解决这个基础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谐思维，正确地协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的团结与一致，构造了一个战时的和谐局面。其和谐社会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其—，以和为贵，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能够合作的和谐局面。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便向国民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力倡国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又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做出四项保证，以重大的让步来谋求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抗日。纵观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一战略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国共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完全停滞，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命和生活保证，社会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谐保障。有人也许会反驳，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自是不得安宁，又何谈和谐？其实不然，既然对外战争不可避免，国内的矛盾冲突减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难自然减少几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也便降低几分，这极大地有利于对日作战。况且，当时的和谐社会主要是对抗日势力和抗日群体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至于沦陷区，也有一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亲日势力，集中全部力量打击日寇和汉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我党谋求战时社会和谐的一大创举展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与“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其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尽管当时中共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在做出最大让步、顾全抗日大局的良好愿望的前提下阐发的，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集团惧怕抗日军民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而且在抗日阵营内部，反对团结、制造分裂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即使是在1941年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也相忍为国，始终以民族大业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力挽濒于破裂的国内政局。其三，根据实践的检验和需求，不断深化和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并不表明时时、事事都和谐，也不表明没有矛盾。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外、党内外、抗日统一战线内外的复杂情况，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和哲学创作。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