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大不同马未都不懂方言闹笑话今天的中国，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语言的畅通无阻。三十年前我去广东，差点没把我急死。我字正腔圆地去问道：请问哪哪哪该怎么走？结果一个广东人跟我说了一句“炖母鸡啊”，我当时听成了“一向走”，然后就一向走。问谁都是“炖母鸡”，那断定没错了，我就一向走走走，然后就从城里走到沙河去了。广东沙河，你们吃的河粉就是那儿出的。后来去香港，问题就更大了。20世纪80年头，香港人是一丁点儿普遍话都听不了，也不熟悉中文。当时香港的司机根本上都说英文。那次我住在港岛，打了个车说去希尔顿饭店，我问司机听懂了没有，他说听懂了，你不是去“喜来登”吗？他用广东话跟我说的，我听着跟希尔顿差不多，就说对，我就是去那儿。那天我是要赶去拍卖会的结果眼瞅着车经过希尔顿直奔隧道去了。当时香港的隧道更加堵，只要你进去就很难调头，小半天就过去了。我加紧跟司机说：“咱不是去希尔顿吗？我方才都望见了，你这是往哪儿拉啊？”“喜来登在九龙。”原来他要往九龙开啊。我趁塞车的工夫，加紧拉门下车逃了出来。结果那司机在后面一个劲儿地骂。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一路小跑着赶去拍卖会。普遍话的推广，好处极大。今天我们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交流都变得特别顺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养护方言今天的方言消散得更加快，大片面地区的孩子都处于能听不能讲的状态。等他们成年了，等他们再有了孩子，方言或许就要彻底消散了。方言的传播是无形的，是不成能靠文字的。譬如说，过去一到香港，字虽然全是中国字，可中国人一个都不认得。全体的字都加个口字旁，不会念，更不知道啥意思。所以方言确定是能说的。各种方言都有着极为生动的一面，只因我们不懂，才不能理解，更无法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我们一方面要推广普遍话，一方面更要养护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方言。留心想想，方言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下面我就来概括说说。什么方言区易出作家中国有四大方言区，常出好作家。从民国到20世纪80年头，都是这个规律。第一个是北京方言区，最出名的作家是老舍。我们读过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完全是用北京方言去写的。后来，北京方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朔，一口新京片子。北京方言代表了北京的一种皇家文化。过去北京四九城说话是不一样的，东城和西城的人说话都对比提着;南城的说话都呜哩呜哩，有些连我也听不太懂。我们小时候，某个同学一张嘴就知道他是东城的还是宣武的。南城人说话语速快，而且呜秃。所以，凡公共汽车上报站名你听不太懂的，那个售票員八成是南城人。其次个是四川方言区，像巴金、郭沫若都是。四川方言今天也可以读到，一些文艺作品热爱用四川方言来表现。譬如前些年姜文拍的《让子弹飞》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遍话版，一个就是四川话版。你会觉得四川话一下子变得分外有魅力。第三个是湖南方言区。我们知道的大作家有沈从文、周立波（原名周绍仪，不是那个说相声的）。湖南方言极具魅力，尤其在写美好的景象时。我们读沈从文的《边城》就能感受到他语言的那种魅力。第四个是陕西方言区。出了大量作家，譬如柳青、路遥、陈忠实、杨争光等。这四个方言区为什么会出那么多好作家呢？由于他们的方言用文字表达的时候，既有特色又能看懂。有人会问：上海话有特色吗？太有特色了！上海人报告我，他们有一份报纸全是用上海话写的，但是上海人自个儿都看不懂，务必找人用上海话念一遍才能明白。再譬如说老婆这个词，北京话叫老婆，书面语是妻子，革命的书面语叫爱人，湖南话叫堂客，陕北话叫婆姨，一听根本上都能懂。可假设用温州话写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了鱼”。这就完全听不懂了。上海话叫“介子婆”，写成文字也准保你看不懂。有人会说，鲁迅不属于这四大方言区，但也是大作家啊。对，鲁迅是浙江人。我小时候读他的小说总觉得不是那么通顺，像翻译过来的。他说话为什么总爱用倒装呢，为什么老是别别扭扭的呢？可能就是由于江浙语的优势用文字很难表现出来。所以说其他方言区不是不出大作家，照旧可以出，但是他会写得很辛苦，他务必抛弃从小熟知的方言，用另外一种语言，即普遍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