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熟”：转型期中国人际关系嬗变的一个面相内容提要：作为“中间型关系”的熟人关系，在传统社会中能够起到一种积极的功能而不至于失范；转型以来，“杀熟”现象增多，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型熟人关系”受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侵蚀；而导致“杀熟”更主要的是因为在转型期的社会情境下建构起的熟人关系有着巨大的风险，尤其在经济交易方面。“杀熟”现象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熟人作为一种关系资本在现代社会的限度；同时，“杀熟”现象所带来的一种扩散性效应也许为我们走向制度信任提供了一些契机。关键词：中间型关系杀熟社会转型制度信任一、理论回溯和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人际关系的运作，已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此加以了阐述，使得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信任结构和人际关系运作有了进一步的把握；但学者们在对转型期中国人际关系的运作加以研究的时候，大体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即认为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对于“外人”采取一种排斥、不信任、不合作的行为方式；而圈子里的“自己人”则会相互信任、合作互惠，共享一定的社会资本；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在承袭着有关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理论的脉络。例如福山和雷丁的观点就是对于韦伯观点的延伸和发挥，前者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方式是一种特殊主义信任，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之上，因而是一种低信任度社会；而后者则认为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障碍就是家族成员只相信自己人，对家族之外的其他人极度不信任。大多学者对于转型以来人际关系的论述，一方面采用“自己人”和“外人”的两分法而忽视了“熟人”这个中间型关系的运作；另一方面，他们固然强调了传统的延续作用，但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人际关系的侵蚀；只强调传统的信任结构和人际关系运作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转承，而忽视了转型这个重要变量，这样仅仅从传统文化来诠释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运作，其实是不能真实地揭示当代中国人际关系运作的真正逻辑的。例如王绍光等人的经验研究表明：现在中国人对于陌生人的态度，有29.8%的人认为陌生人值得信任和完全可以信任；这个比例要高于对一般熟人的信任度（20.6%），这可能是福山等学者所始料未及的。香港学者杨中芳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当社会发生变迁时，信任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内涵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的瓶颈是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但尚未意识到转型以来中国“熟人”之间的关系运作和信任结构也出现了一定的危机。本文将尝试性地提出：随着转型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熟人”之间的关系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失范状态。转型以来一度在中国大陆上非常“红火”的传销、老鼠会以及以各种名目出现的标会，其开始都是借助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熟人网络展开，其结果却很多是以“杀熟”而告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耳闻目睹甚至会遭遇一些“杀熟”现象。应该说转型后的“杀熟”现象已不是个别性，而对于这种熟人关系的失范，学者们却没有从学术上给予及时的反思和回应：按照文化的理路，对于中国人来讲，熟人关系的运作有深厚的文化准则可依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范行为？我们只看到熟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关系网络的正功能，而忽视了这种关系资本的负功能以及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关系资本的风险性，可以说“杀熟”现象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熟人作为一种关系资本在现代社会的限度及其风险。在大陆学界，首先对于“杀熟”这一问题展开学理性思考的当属郑也夫先生，但郑主要关注的是文革期间的“杀熟”；并从生物性的角度以及溯源于文革和“单位制”的历史社会学对“杀熟”现象进行考察，虽给人以启发，但似乎缺乏一种解释力，他尚未意识到文革时代的“杀熟”是一种在非常态情境下人性被扭曲时的一种行为，并直接受到政治动员的诱导，很多人“杀熟”是出于被动的自我保全策略，其“杀熟”大都表现为告密行为；而转型期的“杀熟”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受文革影响尚不可知，但可以断言转型期的“杀熟”有着更复杂的成因，不仅深受经济转轨的影响，而且和社会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