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动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摘要：改革开放之初，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建设，“国家行动”形塑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机制的全面介入，中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教育改革的弊端也凸现出来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行动”机制的局限性。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优化我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优化教育治理结构，改善办学体制；优化教育分权机制，注重统筹和协调；优化教育变革路径，构建合理的发展张力。关键词：国家行动，教育发展，动力机制“国家行动”是理解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中的“国家行动”是指“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意志进行顶层设计，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过程，主要运用自上而下的实践逻辑来达成治理目的的各类行为的总称”[1]。有学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不仅决定了国家在教育改革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国家成为反思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也许，就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及其反思而言，国家无论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被凸显都不过分”[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发展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成就，“我国正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现代化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完成了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崛起”[3]。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强有力的“国家行动机制”密不可分。一、动力机制的构建基于赫尔和杰普森等人的相关论述，美国社会学家斯科特认为：“比起那些实行多元主义或个人主义体制的民族国家来，具有国家主义与法团主义传统的民族国家，往往更可能成功地使用强制机制，即通过规制性权力来推广创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与改革。”[4]改革开放之初，在构建中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过程中，我国强有力的“国家行动”的作用即体现了这一机制。就中国教育发展的社会脉络来看，“国家行动”的统领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事物，其本身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总体特征。回顾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育发展历程，中国教育发展背后的动力机制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意志”的制度化和实践性。这一过程最初是一系列政策话语的建构。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脉络下，领导人的话语经过公开表达，在威权和制度的塑造下成为一种具有强有力的实践性的“国家话语”。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5]的教育发展理念，进而指出，“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6]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7]。这些话语构成了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可以说，通过话语的铺陈和渲染，国家领导人运用将教育同科技进步、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未来的图景紧密关联的话语策略进一步诠释了“亟需发展教育”的国家观念，并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化和实践力的塑造转化为“国家行动”。沿袭这样的实践逻辑，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从教育目的、各级教育的发展、教育管理等方面对教育改革提出了总体性的要求。这是我国此后所有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总方针和依据。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本着公益性、统一性和义务性的原则，从义务教育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做了规定和说明。解读“义务教育法”的条例我们同样发现，在“国家行动”的总体性框架下，从较为宏观的目的性表述到较为微观的教材编写、审定都体现了计划和规制的特点，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主要特征。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之初，通过国家领导人一系列的话语实践，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联姻。这种关联性表述通过各种形式的制度化上升到“国家行动”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初步构建起来，这就是政府主导型动力机制（见图1）。“国家行为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的构建”清晰地展示了这一动力机制的构建理路。---本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