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最明显的识别之一就是文学语言的区别，"言文合一'是新旧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因此，"言文合一'文学看法的提出无疑是确定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性事情。严先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革新刍议》、《创办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早了三十年。仅从这一史实的客观性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貌似理应早于"五四'文学革命。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理论或看法来说，其诞生时间的早晚纵然很重要，但是该理论或看法诞生的初衷、理论的深度与影响也不容忽略。《日本国志》是黄遵宪花费八年时间完成的心血之作，全书共十二志四十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观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以期望为清政府举行政治变革供给借鉴。全书各志除客观记述之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简短地论述了日本维新变革的经过及得失，并推论及我国。在第三十三卷《学术志二》的文学条中，黄遵宪在记述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的进展蜕变之后，发表了一段自己的探讨他断定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相结合的变革举措，提出了"盖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言与文字离，那么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那么通文者多'的思想，并寄梦想于中国也能"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使"天下之农工商妇女童稚者皆能通文字之用'。虽然黄遵宪的这些探讨中已经具备了"言文合一'的思想，但是他却并没有指出白话文就是那个"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更没有明确地提出用白话举行文学创作的看法。此外，黄遵宪"言文合一'思想的理论初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文体'来普及教导和开启民智，而并非要借这一"文体'来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这些正是他的"言文合一'思想的局限所在。而胡适的"言文合一'的看法无疑打破了黄遵宪的局限。虽然黄遵宪"言文合一'的思想比胡适的问世要早，但当时远在国外留学的胡适稍后提出的看法却与黄遵宪的思想并无直接的关联。胡适"言文合一'的理论看法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以及他对中国历代文学进展史的深入斟酌的根基上的。他不仅从中找到了中国文学"适用于今'的语言工具白话，而且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废文言文而立白话文的"国语的文学'。在《文学革新刍议》中，胡适开宗明义地说："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那么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甚至断言："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成。'除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胡适的历史付出还在于，他不仅是一位"言文合一'的倡导者，而且在实践上也是领先用白话举行文学创作的。他在最难攻克的诗歌体裁中尝试运用白话，其创作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他还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话剧的剧本《终身大事》。胡适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创办理论集》导言中用大量的篇幅回想了晚清白话运动的历史。从最早的沿海各省维新志士创造拼音字母到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字母'运动，从吴汝纶、张百熙、严复、张謇等晚清名流力推学校教导使用拼音文字到民国初期教导部公布国语注音字母，这段历史本应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奏，却被胡适定下一个"运动失败'的结论。胡适甚至自信地认为，"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展现二三十年'。虽然黄遵宪的"言文合一'的思想不至于被冠以"失败'二字，但是他切实没有明确地提出"白话文学'这一口号，更没有表现出推翻文言文正统地位的现代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包括黄遵宪的"言文合一'思想看法在内的一系列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都只是白话替代文言的这一古今语言转变过程中的"量变'，它们对现代白话文的建构只是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真正的"质变'是到"五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