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回响前期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回响在19世纪末，西方出现了以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可简单的称之为“世纪末”思潮），在文化意义上就是反对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的理性思维。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推行，已经出现了文明没落，人种退化。特别是尼采认为现代文明的衰退应当将归因于理性的过分发达而损害了以本能和意志为基础的创造力，所以他提出“上帝死了”，主张对一切传统的规则进行评估。这必然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缺乏信仰，瞻前顾后，整个时代的气氛是颓废、怪诞、彷徨和不安。在欧美国家中，最先品尝到“世纪末”果汁的是法国。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将法国带进了“世纪末”的历史。旧制度未能摧毁，新目标渺茫，统治者想借助教会的力量来维持统治，但人们的信仰危机已经产生，所以社会已经失去了一个支撑点，难以维持人们的心理平衡，整个社会是叛逆与颓废交加。在法国，最能体现社会现状的当属巴黎，它是一座浮华罪恶、矛盾重重的“病态之城”，世纪末的迹象在其中可以随处可见，颓废、绝望和迷茫弥漫了整个大都市。19世纪50年代波德莱尔所写的《恶之花》是对其最好的写照。波德莱尔被称为“巴黎诗人”，对巴黎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刻的认识。在《恶之花》中，他以独特的洞察力描写了巴黎的街头景貌，腐尸、妓女、打架随处可见。波德莱尔的出现预示了一场诗歌革命的到了。之后，很多文人聚集在咖啡馆里效仿波德莱尔来表达世纪末情绪。到70年代，以魏尔伦和兰波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将世纪末的文学思潮推向了高峰。80年代这种象征主义在马拉美的倡导下步入鼎盛时期。通常这种从世纪末文艺思潮立场出发的象征主义被称为“前期象征主义”。在文学史上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象征主义往往是确立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在这里我们主要谈的是前期象征主义在中国的回响。象征主义的兴起是建立在反对只是表达浮夸热情的浪漫主义和主张描摹现实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波德莱尔的诗学主张是象征主义的主要源泉。他的“从恶中抽出美”的艺术主张为象征主义宣泄个人郁闷情绪和表现社会的“病态之花”开辟了道路。虽然前期象征主义主要表达的是世纪末的苦闷、彷徨等情绪，但并不是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执着的艺术追求。在中国同样存在着一个具有启蒙性质的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界曾经存在这样的观点：“五四这个中国启蒙运动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五四思潮有很浓厚的‘世纪末'色彩，虽然科学、民主、进步观念无疑占主导地位，但文明没落与种族退化论亦影响深巨。欲充分理解五四思想，必须以当时的世界思想史为背景。”（选自孙隆基：《世纪末思潮—前无去路的理想主义》，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1015年2月号）西方前期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欧洲文艺史谭》最早提到了梅特林克、霍普特曼。梅特林克是世纪末后期的代表作家，也是最早备受五四文坛关注的作家。他的思想和作品标志着世纪末文学由颓废向昂扬色调的转变，这是比较适合正处于五四前夜的文坛气氛的。但对象征主义思潮上的理论把握应该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其中很多文章都涉及到了象征主义的起源和评价，但着眼点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象征主义。真正对世纪末象征派的颓废、叛逆、彷徨的色彩有所认识是从译介波德莱尔开始的。田汉在1921年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著名长文《恶魔诗人波陀累尔的百年祭》是第一篇系统介绍波德莱尔其诗其人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中，田汉对波德莱尔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将其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区别开来，认为本文：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