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博弈：新格局和双刃剑（一）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话语权是一个比较新、有张力、稍敏感的词。话语权是什么呢？是一个主体对媒介、对舆论的表达权和影响力，这种表达权和影响力，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这个主体所关注的某一事件的进程，或某一群人、某一人的命运，能够使相关的事件，尤其是相关新闻事件，向这个主体希望的方向发展。一般来说，话语权是一种既定格局里的存在。没有这样的格局，谈论话语权就是一种空幻，或奢侈。毫无疑问，话语权作为这格局里的存在，是一种力量，这力量在特定的社会结构里，对社会的运转，特别是对其关注的相关事件的发展，常常起着支撑和决定作用。话语权一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几乎没有讨论的意义。不是彼时的中国没有话语权，而是那会儿，话语权不成为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格局下，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决策者，只是政府。那个时候，社会表现为一个严整的板块，政府的话语权和政府领导人的话语权，近乎是整个社会的话语权。（二）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也可以说，有根本不同。话语权这个概念之所以现在有了意义，久久地成为当代中国的热词，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一个兴奋点，是它不再只是属于政府，也和民众联系在了一起，同新成长起来的不同的利益主体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联系，通过两个中间环节进行。一是民众或政府以外的其他利益主体，大体可以进入或掌控一定的公共空间，并且还可以相对自由地在这空间发言；一是社会有了逐渐开放的媒体，在这些媒体上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的发言和声音，就构成通常所说的大部分的民意。只有民意通过特定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公共空间，通过媒体表达了出来，并且实实在在影响到了舆论，民众和不同的利益主体，才算是真正有了话语权。从政治上讲，这个话语权光是表现在媒体上和舆论上，还不完全，还是半截子话语权。民意中的意见，最终在与这民意关心的相关人事的决策力中，得到了体现，只有这时，民众的、或非政府的话语权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所以，话语权有两个表现，舆论上的，和决策上的。人们谈论话语权时，往往只是关心舆论上的。这是因为，舆论通常和决策力的关系成正相关。对此，进入大众传播年代后的世界舆论史多有证明。在当下已经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中国，这样的正相关似乎更为深切。当某种话语权能够在舆论上充分体现，此时的话语权，多少总是能够在相关人或事情的决策上，产生较大影响，有时甚至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即便这舆论事后看来有点无厘头，有点不对头。尽管如此，话语权对舆论，和对决策力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话语权影响舆论的程度，和其影响决策力的程度，是有很大不同的。许多时候，话语权影响舆论不难，影响决策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这样的话语权，就是不完全、不充分的。（三）话语权的出现，基点是一个国家的开放。这开放通常有意识形态开放作为前行，主要体现在媒体的开放上。种种开放，前提是政治的开放，尤其是经济这个基础的开放。否则，媒体乃至公共空间的开放，就没有根基。政治和经济，总是属于一个硬币，互为两面。经济开放，当然与政治相关。另一面，经济一旦开放，从那一刻起，政治就必将继续开放。这开放了的政治，就跑出了潘多拉盒子，回不去了。变化的不过是政治开放这个家伙四处游荡的节奏和力度罢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是一个循环。有点像梦中的永动机，转个不停。当然，现实生活里的这个永动的循环，不仅仅只是需要开始那一点点原动力，这个循环启动之后，还需要加入新的能量。这样的循环，在国家机器里，或者说，在社会中，以时空重叠的方式，发生在权力与非权力、政府与民众、秩序与非秩序、精英（如果有的话）和平民的关系滚动之中。当这个循环相对运动在一个表现为圆圈的时空点上时，所谓的平衡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政府和民众、权力和非权力、秩序和非秩序、精英和平民，是共生的，一体的。但是，如若这些共生的关系长期处于平衡状态，没有改变，相关的一切就会停滞，就会发生组织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