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和诗禅的关系探讨禅宗是最具中国气派的佛教，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自己的佛学。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以来，到唐代禅宗的建立，花了60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漫长的消化过程。禅宗的通达、印“放的精神，质朴明快和讲求实际的作风，都是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格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禅宗一出现，就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影响迅速扩大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文学的影响当然也非常显著。唐宋时期，诗人与禅僧交往是一种很时髦的事，象唐代的王维、韦应物、刘禹锡、颜真卿、权德舆，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都与禅僧过从甚密，他们都是禅的爱好者，有的甚至是忠实信奉者，所写的诗有着浓厚的禅味。杜甫是一个“一饭未曾忘君恩”的典型的儒家诗人，但连他也说过：“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韩愈是个排佛很激烈的人，但他后来也忍不住和禅僧交往起来，可见禅宗对当时诗人的吸引力。再从禅僧方面来看，由于禅宗扫除了种种戒律和坐禅仪式，他们也就有充裕的时间去与公卿文士交往、去涉猎外典、去搞艺术。禅宗中的诗僧很多，如唐代的灵一、清江、皎然、灵澈，五代的贯休、齐己，宋代的惠崇，参寥、洪觉范都是很著名的，他们在诗中除了证性谈禅之外，也吟咏世俗情，文人士大夫很欣赏他们的作品。此外，在禅家内部的参禅悟法的功课中，诗歌也是很重要的工具，祖师开示机缘，门徒表达悟境，往往离不开诗。诗与禅的联系既然如此密切，那么人们从理论上来探讨二者的关系，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概观唐以后的人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似乎可以归结出这样几种意见，一是诗禅相异说，二是诗禅相似说，三是诗禅相同说。对于这几种意见，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们哪个对、哪个错，因为它们有各自的不同角度，所以意见难免有互相抵牾的地方。但如果拨开这些浅层上的现象，我们即可发现各派理论在深层上的相互补充，它等待着我们今人在综合各代各派意见的基础上把它发明出来。一、诗禅相异说如果从较为外在的角度来看禅的宗旨，它与诗的对立性是很明显的。佛家所主倡的本体是寂然不动的自性，而禅宗则把这种自性看成是每个人的空明静寂的本来心情，六祖惠能说：内见自性不动，名曰禅。就是说，禅家是以发现自己的本心，回复到自己本心为归依的。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本心”，它实际上是不被外界所惑、不动心起念，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当然也更没有感情活动的--种主观状态。惠能所谓“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就是这种境界。黄檗曾把佛心比作恒河的沙子：“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它没有喜怒哀乐之情，因此也就能处处自在，而诗则完全相反。按照中国传统的见解，诗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喜怒哀乐的感情，它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而且中国传统诗论中所特别推崇的是诗人的忧患意识，强调悲愤的感情是好诗的，古人赏乐以悲为美，司马迁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作”，韩愈讲“不平则鸣”，以及后人所谓的“诗穷而后工”、“不愤不作”等等，都是这种例子。如果说，一切感情都属于佛家所要扫灭的“烦恼”之列，那么悲愤的感情是表现得最直接、最强烈、也最折磨人的烦恼，所以也就更为佛家所不容。韩愈有一篇《送高闲上人序》，是写给-位叫做高闲的和尚的，他是个书法艺术的爱好者，特别喜欢学张旭的字。但韩愈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书法是情感的表现，张旭的书法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喜怒窘穷，忧悲愉陕、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而僧人却是“一生死、解外腰，其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心中没有张旭的情感，只是外在的学习张旭的笔法，“未见其能旭也”。韩愈这里所说的虽然是书法，但其道理尤其适用于诗。后来明末人陈宏绪说：“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情，说诗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而咏歌之，申之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是则涛之所谓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征之于情。而禅岂有是哉?一切感触等于空华阳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