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思想、哲学、诗歌研究的可喜成果——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序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禅宗是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有着特殊的意义。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觉观照、审美情趣、超越精神，凸现着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从而保持了它对禅宗爱好者的持久魅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禅宗以其特殊的内涵与神韵，历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这种研究，正日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禅宗研究以文献学、历史学的方法为主。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历史学理论与传统的文献考据结合，使禅宗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如胡适即是以文献学的、历史学的视角研究禅宗，他的《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自成一家之说，具有开创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禅宗研究的方向。1949年以后，人们常用哲学的方法论述禅宗历史、思想，侧重于揭示禅宗的思想价值。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来，禅宗研究领域出现了相当活跃的景象，有关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撰写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一，采取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进行研究。如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知识出版社，1990年)，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其二，采取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如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李申、方广錩《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其三，采取思想史方法进行研究。如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吴立民、徐荪铭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其四，采取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在对禅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上表现得相当突出，涌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如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等。通观这些著作，成果相当喜人。但我们为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发现在禅宗研究中，还留下了一些未曾涉足或涉足较浅的领域，等待着致力于禅宗研究的学者进一步调适视角、填补空白。吴言生博士的禅学三书，为禅宗研究百花园增添了春色。吴言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攻读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读书期间，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志趣和知识积累，决定将禅诗作为研究方向。经由勤奋刻苦的写作，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禅诗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对禅宗思想渊源、哲学象征、诗歌境界等作了专门的研究。2000年6月，言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宗教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佛学、诗学的研究工作。进站后，他对《禅诗研究》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增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禅学三书，这就是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禅宗诗歌有数万首之多，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存。现有的禅诗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人创作的有禅意的诗歌，或是禅宗与诗歌的关系方面，而对禅宗诗歌本身则较少涉及。吴言生以禅宗诗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理性与悟性并重的思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从而弥补了较少从禅宗思想渊源研究禅诗、较少从禅宗哲学象征角度研究禅诗、较少从禅宗诗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