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摘要：广州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也是市舶管理制度的推行区。唐宋时代的市舶贸易，是蕃汉交往的经济形式，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贸易的特征，广州出现了一系列与市舶事务相关的新事物：新官制、新族群、新社区、新舶货、新行业和新礼仪。设市舶使，置市舶司，立市舶法，都是在“广府”先行先试的。市舶时代的广州模式，到洋舶时代难免发生变异。例如，“市舶司”与“粤海关”，“蕃坊”与“夷馆区”，“舶牙”与“十三行”，都是不可截然分开的。随着和平贸易被商业战争所代替，“广州通海夷道”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蕃客淡出，洋商登场，古老的“互市”已一去不复返了。关键词：广府；市舶；蕃坊：K24文献标识码：A：1000―5242（2014）03―0029―05引言“边关互市”与“口岸市舶”，作为商品交换的古老形式，虽同属物资流通而有海陆之分，不可混为一谈。清代岭南学者梁廷??（1796―1861），对这两种同源殊途的历史事物，作过相当具体的表述：在陆路者曰“互市”，在海道者即日“市舶”。其设官也，肇于唐；其立制也，备于宋。然有明中叶，又时通时罢者，何哉？盖宋之市舶，主于助国用；明之市舶，主于总货宝。有所利而为之，势必有委曲以事弥缝、侵渔以快垄断者，求其万全，岂可得乎！梁氏这段市舶史的概括，颇具历史眼光。但是，尚须略加分解，以畅其说。第一，“市舶”是“互市舶”的简称，其集散地形成“舶市”，即以海舶为载体的口岸贸易。第二，唐宋是市舶贸易制度化的时代，从设官到立制，比汉代至六朝更加完备，堪称市舶贸易的黄金时代。第三，从明代中期开始，南海舶商被西洋舶商所排挤，市舶贸易便逐步转变为洋舶贸易。“蕃”衰“洋”盛，终成定局。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互市的贸易伙伴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因而，对广州也出现不同称谓：（一）印度人称广州为“支那”（cina）。“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二）阿拉伯人称广州为“广府”（khardu）。此名是“广州都督府”的简称，从9世纪中期起屡见于阿拉伯地理文献。（三）西洋人称广州为“广东”（Canton）。这个以省代市的译名，自明代延续到现代，为西方世界所熟知，就不必细说了。以上所述，旨在提供题解式的说明，使后面对新事物的论列，有明确的时空范围。换句话说，唐宋时代的广州，随着市舶贸易应运而生的诸多新事物，涉及官、商、民，对城市结构和社会变迁产生深远影响，是值得关注中外关系的学人认真探讨的。一、新官制广州濒临南海，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早在汉代，已有舶来品输入，并向中原扩散，被誉为一大“都会”。至于市舶贸易的制度化，则迟至唐代中期才出现，其标志就是新官制的建立。要点有三，即设官、置司和立法，体现了国家行政职能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市舶使”之名，首见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是主持市舶事务的常设性职官。至于临时派遣的涉外诸使，如“押蕃舶使”、“结好使”等，并非“市舶使”的别称，不可牵混。据李庆新先生考释，唐代市舶使选任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岭南节度使兼任（如王虔休），二是宦官或监军兼任（如吕太一、李敬实），三是专官充任（如周庆立）。出任广州市舶使的官员，无论兼任还是专任，都是有责有权的。对此，唐尚书左司郎中李肇作过如下记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市舶使犹如海关监督，所谓“籍名物”，又称“阅货”，就是检查进口舶来品的门类和数量，以便“纳舶脚”即征收下碇税（通常是十分抽一）。至于“禁珍异”，则是对名贵物品实行“禁榷”，禁止私商插手，全归官方专卖。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广州初置市舶司。为适应日益繁荣的市舶贸易，这个新的海事衙门配备更多官员：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司掌其事。又遣京朝、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据此，可知宋初广州市舶司的“班子”，是由地方官和京朝官联合组成的。后者所谓“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