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乡土家园心理情结讨论“知青小说”时，学界常常把它与“乡土小说”联系起来。确实，因为知青文学的创作主体和部分被叙述对象几乎都是亲身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一代人，他们多数有着城市生活的背景，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他们或自愿或不自愿地卷入到了一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到农村这片更“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于是她们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迁徙，在乡村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由于是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被迫介入到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乡村生活中，因此，不同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和乡村生命，便以“他者”的身份进入到“知青小说”的叙事空间，从而使部分“知青小说”具有了乡土小说的美学品性，于是也就获得了进入中国乡土小说论域的理由[1]“知青”乡土叙事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继而饱和后就逐渐消歇；进入90年代之后，再次得到发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青”乡土叙述中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形态虽有差异，但是有一种内在情感是不变的，那就是浓重的“家园”情结。知青作家和一部分知青们有着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回到城市，最后在乡村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成长经历。于是知青文学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心灵成长，探讨他们失去家园、寻找和重建家园的精神画卷，思索着家园对于知青的生存与身份确认的意义。在这种关怀下，知青们确立了新的生命理想和生活支柱。因此，知青文学中的“家园”情结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研究，本文即略作尝试。1家园的失落--背井离乡：从城市到乡村的历史选择背井离乡的历史背景知青一代出生在城市，父母兄弟姐妹等血亲关系都在城市，在城市度过了儿童和少年时代，接受了城市氛围的熏陶和城市文明的启蒙教育，城市是他们的第一故乡和根之所在。[2]由于知青们大多与共和国同龄，从小就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被灌输了有关民族、国家制度、阶级等意识形态观念，培养了忠诚国家、献身祖国等政治情感，一定程度上都有着“满腔的革命豪情”和“崇高的理想”。因此，在风云变化的政治变革中，他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卷入到了一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中，由“红卫兵”摇身一变，成了“知识青年”。但是，那时的他们甚至并没有完成初、高中的基础教育，心智尚不成熟，思想也较单薄，他们不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发展作出规划，也不可能对于自己的革命理想产生怀疑，更不能体会到农村生活的痛苦和压抑，因此参加那场将他们卷入其中的政治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被动、无奈的选择。可以说，他们的第一次背井离乡，是一种被迫的出走。苦涩的乡村记忆“知青”乡土叙事的早期与新时期文学中的“伤痕”文学是同步的，可以说早期的“知青小说”基本上就是“伤痕小说”的一部分。像卢新华的《伤痕》，王安忆的《绕公社一周》、《广阔天地的一角》，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磋跄岁月》，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等等都是那时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大多充斥着对乡村的拒斥和怨愤的情感以及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悲剧：青春被荒废虚度，信念被击碎破灭，基本生活权利被剥夺，心灵受到重创，人格遭到扭曲……例如老鬼的《血色黄昏》就是控诉自己在兵团八年的非人境遇,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和《流放者归来》则揭示了知青这一代人似乎将永远背负精神的重荷,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痛陈主人公因知青生涯逐渐远离城市的文明,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全面揭露了知青历史运动的无价值状态等等。[3]在这些作品中，乡村被描述成主人公悲剧的发生地，更被指成是一切罪恶与丑恶的根源，而城市才是知青们的梦想与希望的所在，是他们在乡村遭受苦难的精神安慰。渴望回到故乡的愿望王安忆在回忆自己插队的经历时曾说“那艰苦，那寂寞，尤其是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压抑。”[4]其实，这也是知青们的共同的心声，他们始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只是把乡村当作暂时的居住地，他们的根还在城市，因此回到熟悉的故乡，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是知青们共同而普遍的愿望。于是，他们产生了逃离的念头，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回城，有些手段是肮脏的，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