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吴思敬诗歌评论意义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在迄今为止的批评格局中，吴思敬的诗歌批评有其特殊的位置。从年龄、代际来说，出生于1940年代的他，介于谢冕、孙绍振等193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和陈超、唐晓渡、程光炜等195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之间。这些出生于不同年代的批评家，各有自己熟悉的批评领地和擅长的批评方法。有时，代际划分会为辨识一个时期诗歌现象及批评的总体格局和走向提供…定方便。不过，吴思敬的诗歌批评突破了通常意义的代际界线，在批评的视域、时段、对象等方而均显示出相当大的跨度。早在朦胧诗兴起之初，吴思敬就以充满理论思辩的文字，加入当时十分激烈的诗学论争之中，他同谢冕、孙绍振等一道站在支持、声援朦胧诗的行列。在写丁此际的《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说“朦胧”》、《诗歌的批评标准》、《“把心灵的波动铭记在物体上”》等论文中，他试图用一些新的理论或原理解释当时新兴的诗潮，他热切地呼唤“诗歌现代化”的到来，认为“现代诗是诗歌现代化的产物”，“诗歌现代化的提法反映了诗歌要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规律”。这种将诗歌发展与时代进步联系起来的角度，以及从原理出发去剖析诗歌现象和潮流的论述方式，成为吴思敬诗歌批评的一以贯之的特点。他敏于捕捉最新的诗歌动向。随着“新生代诗”、“90年代诗歌”、“网络诗歌”、“新世纪诗歌”等命名下的诗歌现象和潮流的不断涌现，吴思敬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姿态，跟踪并力求把握某一时期诗歌的发展脉络与特点。一般来说，对诗歌现象和潮流进行跟踪式研究与批评,其本身要面对一肚的考验和某种难以避免的“危险性”：一方面，这种批评所依据的观念之一——“现代性”,其背后部分地隐含着对诗歌“进化论”之“吋间神话”的信奉，而作为观念助推器的“时间神话”正越来越受到批评者的质疑；另一方面，这种批评需要批评者具有足够的细心、耐心和高度的警惕性，能够拨开诗歌现象的种种迷雾，厘清问题的实质和被遮蔽的线索。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批评家如朱自清、李健吾、李广田、袁可嘉、唐淀等都进行过很好的跟踪式批评，成为推动诗歌发展的良性力量。如何有效地避开跟踪式批评中的误区或陷阱？吴思敬三十余年的诗歌批评实践应该会提供可予借鉴的启示。在吴思敬多年的诗歌批评中，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性。他总是以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乃至接纳一些新起的诗歌创作苗头；在他看来，“诗歌就是创造，就是要给读者提供点儿新的东西，而不打破定型的习惯的思维模式，就断难有新的创造”，因此他极为赞赏那些敢为天下先、勇于打破陈规的尝试者。实际上，趋新、求变是中国新诗的显著特征之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诗歌潮流更迭的节奏明显加快，诗界的“颠覆”之声此起彼伏。其间自有需要检讨之处，不过对于吴思敬来说，“新”就是创造的动力。可以说，对于自朦胧诗以降近三十年间出现的很多诗歌现象，吴思敬大都进行过思考并立于较前沿的位势予以评说，其相关见解体现在《“新生代”诗人：印象与思考》《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中国新诗：世纪初观察》《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等论文中。其中，格外值得留意的是吴思敬对1990年代诗歌从不同层面所进行的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成果。大家知道，“90年代诗歌”曾经作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引起过褒贬不一的评价甚至论争。在一些“悲观”的评论者那里，1990年代是一个“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在这一阶段诗歌因其影响力的不复存在而被迫滑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失去了向公众发言的能力。其实，人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指责不少只是源于一种印象式的评判，对其实际情形的复杂性并未深究。那么，这一时期诗歌的状貌究竟是怎样的？基于对1990年代诗歌的观察和判断,吴思敬以大量具体而切实的例证分析，勾画了一幅幅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图谱。譬如，在《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这篇综论性的长文中，他缕析出1990年代诗歌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