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作者：李义彬70年前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中。日本侵略者吞并东北后,又染指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使西安与南京间顿时形成武装对峙,双方数十万军队集结于潼关内外,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而当时构成中华民族最大威胁的日本侵略者,则虎视眈眈,伺机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全中国的梦想。面对如此险恶、严峻的形势,西安事变没有引发大规模内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事变双方,特别是张、杨的和平诚意,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中共制定并推行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对事变双方进行的和平调解,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本来,西安事变爆发前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就放弃了反蒋立场。1935年的《八一宣言》和同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那时仍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实行的是“反蒋抗日”策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奉命回国传达会议精神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后来说:“那时,抗日讨蒋是我带来的,是国际通过了的,是斯大林同志看过了的。”①直到1936年六七月,共产国际才指示中共改变对蒋的策略。8月15日它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①诚如张闻天9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过去我们对南京的策略,虽然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没有转变的..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他指出:“现在我们抗日反蒋的口号修改过来。我们应根据八月十六日中央局的决定和国际指示来决定,根据致国民党书来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毛泽东对此也说:“在(1936年)5月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国际指示以后”。②“逼蒋抗日”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8月25日致书国民党,表达了中共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和政策,呼吁国民党在这“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改弦更张,“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③8月26日,毛泽东致电在国民党统治区负责与南京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在联蒋抗日”④。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至于如何“逼蒋抗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⑤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8月15日的电报指示,通过了有关决议,指出: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本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营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这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些决策者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受到了干扰。事后,刘少奇在评论此事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极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⑥这种反复和动摇,集中体现在对蒋策略方针的倒退,由“逼蒋抗日”变成了“审蒋”、“除蒋”。事变当天,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得知这一突发事件后,既感到震惊,又不大敢相信。当晚,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请他证实“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