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历史变革需要划时代的思想。——题记人类主义伦理学写给出版者的话这不是一本阐释伦理学一般常识的书，而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的革新；也不是提出一套缺乏论据支撑的应然准则，而是理性探索建立在必然基础上的人际行为准则；不仅仅探讨一般性的人际关系，而且要寻找人类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寻找人类可持续生存繁衍的理性途径，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当下的人际关系、社会制度和精神信仰。本书定位既高，篇幅却短，很容易被认为是大而无当狂妄浅薄之作。对此，我希望编者能够多一点耐心再下判断。在人类文明史上，重大科学发现和思想成就，常常不是什么长篇大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只是一个小册子的篇幅，为什么在哲学、社科领域，就非要鸿篇巨制呢？原因恰恰在于那些煌煌巨著并没有找到真理，才不得不依靠繁复的定义、论证、寻章摘句和自设逻辑迷宫等途径去掩饰——真理常常是浅显直白的，依靠繁复论证的学说，往往本身就是一团思想的乱麻，貌似高深，实则毫无价值，只能糊弄一知半解的门外汉。伟大的思想总是发端于剧烈动荡与变革的时代，时代孕育思想，同时通过新思想展开的迷人蓝图和召唤出来的信徒，开启全新的历史。在个体生命结构中，是“DNA编码+意识编码”构成了人的完整内涵；在人类的演进过程中，最初是人的生理本能、满足基本肉身的需求决定了历史的命运，但人类一旦积累了理性，开始有自觉，也开始自主的历史，也就是观念推动的历史，意识编码成为生命的主导，也成为人类历史的主导力量。作为有意识的个体，在自我追寻和确证中最终要询问人将要向何处去，以及人的目标是什么等基本的哲学命题，现在，还必须引入“人类向何处去”这一至关重要的命题。因为个体短暂，只有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类结构之中，个人才获得更为明晰的定位，甚至才获得意义和归宿；人类的方向一旦迷失，或者按照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等人所主张的那样，信仰人类有“自发扩展秩序”，人类将在漫无目的中走向消耗性衰亡，个体也无以托身（这一观点将在书中相关章节中展开）。西方主流哲学经过理性化时代的袪魅之后，从彼岸神性世界退回世俗生活，也很快失去了清晰的目标，无法预见到当前人类的深刻危机。本书将重建人类的目标价值体系，为人类设计基本的制度和前行的方向，把人类从放任自流的迷惘中拯救出来，走向可持续的理性发展之路。中华文化常常自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放在人类思想体系中，就显得贫乏而无足轻重，其原因在于封闭的社会环境，在于专制的社会制度桎梏和扼杀了积极自主的思想探索。春秋战国时期，一度出现百家争鸣而达到哲学繁荣的高峰，后来则因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导致所有的思想必须为皇权政治、等级制度服务，哲学、伦理学成为权力的工具和附庸，单一的政治权力结构形成了对单一哲学和社会制度学说的实用主义选择，自由的思想成为禁区。在清朝帝制结束之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次昙花一现，几千年的禁锢之下，国人缺乏思想创新的传统和现实的经验积累，面对世界水平线下的落后现状，学术引进成为明智和无奈的选择。西方自1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一起走了进来，在两类思潮及其武装的现实力量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但胜利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和真理，实际上也取消了思想创新的可能。正如西方中世纪教皇把圣经宣布为真理一样，结果，被允许的学术必须沦为圣经的解释学，社会主义阵营的学术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学。思想为政治服务，思想仍然是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思想的僵化又反过来强化制度的僵化。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西方学术开始以各种面目出现，到九十年代，彻底批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经济学学术（代表人物有波普尔、哈耶克）也得以大规模进入。这意味着中国重新进入一个有限的思想开明时代。说有限，就在于主要是允许各种西方思想相对自由地进入中国，但并未允许中国人以同样的思维和逻辑去分析和讨论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官方意识形态（包括教育体系、传播体系和政治话语体系）上依然坚持钦定的观念体系，不容许国人持有批判性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