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对现代国家主权观念认知的转变王翔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晚清中国处于西方条约体系、殖民体系与东亚朝贡体系之间，其对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权1]观念的态度，也经历了长期、复杂的转变过程。从单纯的怀疑与排斥态度，到通过主权制度捍卫权益并对之有重新认识，再到以修约为外交手段或目标进而对其适度接受这种观念上的认知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徘徊于“变与不变”的历史选择之中所做出的适应，同时也是对主权制度是否能超越西方文明所做出的正面回答。关键词：晚清政府；现代国家主权；认知；转变晚清外交发生于现代国家体系、东亚朝贡体系及殖民体系复杂交错的历史节点中。宏观而言，这一外交转型过程，包括对新的国际体系的认知、国家身份与行为方式的变化，是以人的观念转变为基础，决策者的观念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2]因此，对现代主权观念认知的转变体现了当时中国外交的转型，它在于对国家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的认识上。在与外国关于双方法律身份、领土、贸易、法权及传教等问题交涉中，晚清政府对现代国家主权的理解经历着复杂的动态过程。从简单的排斥、怀疑，到被迫接受所谓“平等”的彼此地位，再到从主权制度中获得现实国家利益的“拿来主义”心态，到最终具备了简单“修约意识”的近代主权观念，这一过程始终摇摆于对“平等”与“不平等”的价值判断及情感接受上。在这样的认知过程里，现代国家主权观念在晚清外交中的重要程度尽管曲折、复杂，但宏观而言处于不断提高的进程之中，这也成为晚清留给后世政权的外交思想遗产。一、审时度势——晚清对朝贡体系观念的动摇晚清中国的“华夷尊卑”心态开始动摇源于同西方国家交往日益频繁之中。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居于中心地位，这一制度也反映于成员国的政治心理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藩属国，对这一政治秩序保持基本认同。这种心理被带入到中国同西方开始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认为俄国、葡萄牙以及英国同朝鲜、越南类似，保持着对中国皇帝的心理依附关系，所不同仅位置远近和朝贡级别而已。这种不平等外交带动了中西交往的激烈矛盾，早期要---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求改变东亚朝贡体系下不平等外交地位状况的，是同清王朝交往甚久的俄罗斯。自康熙年始，中俄外交礼仪龌龊不断，直至雍正三年（1725年），才由双方外事机构经协商折中解决。但随着现代国家主权观念在欧洲的发展、扩展成为一般性国际制度，西方人也将其视作同东方大国寻求主动交往的政治心理。而这样的政治心理也最终以马嘎尔尼、亚美士德的两次觐见及1832年的广州律劳卑事件为表现，与中国的朝贡秩序产生激烈的文明对抗。不仅如此，在寻求双方平等地位的努力失败后，西方国家也退而求其次期冀建立在华的领事制度以求商业制度规范化，如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曾致信乾隆帝，书面提出通过主权保护本国国民及财产的要求。3]但这些单纯以和平外交手段所换取中国缓慢（往往也是极不情愿）的政治让步，与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都远不相称，朝贡体系的强大生命力成为西方国际体系扩展的主要障碍。西方这种外交场合的不满情绪外交上的不满情绪，则在后来的城下之盟中凸现出来。《南京条约》以及日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中西外交文件，西方国家都明确规定了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和试图打破华夷尊卑秩序的政治诉求，这在以权力政治著称西方殖民体系外交中显得尤为异类，它以极为耐人寻味的外交目标折射出当时两种体系下观念同实际国力的巨大反差。中国试图通过原有宗藩观念、制度来涵盖西方国家的努力遭到失败一系列令中国政府极不情愿的修约过程成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契机，进而使中国逐步摆脱“天朝上国”心理、走向现代外交有了可能。有识之士总结失败教训，逐渐意识到欧美列强构成了当时国际关系的主体地位，中国并非尊为五服中心，而是被囊括在国家间相互对峙、竞争的时局之中，中国在此大局中“不单不足以言万邦宗主，亦且不能与列强争持敌体。”当然必须指出，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主要停留在主事外交的士大夫阶层内部，但就思想进步而言，这样的转变是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