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青作品的世俗化风格一、文人苏青（一）苏青经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红极一时。苏青（1917-1982），原名冯和仪，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天资聪颖，在文艺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少年时代在家乡宁波度过。高中就读于宁波中学高中毕业后升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是宁波府六个县唯一被录取的考生，中国传统礼法对她的影响颇深，而在大学的现代高等教育，又使她增长了新观念，产生了新感受。1926年仅19岁的她嫁为人妇。正是这个经历使她成功地在文学之路迈开了一步。她的处女作《生男与育女》诞生，但这只是家务之余的一种活动。1931年冬，苏青与夫反目，开始思考怎样独立扶养家庭，同时走上职业妇女生涯。她担任过代课教员，然而这并不能解决她们一家的生计问题，于是，她开始写作投稿，卖文求生。作品《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的问世，使世人认可了其小说家的身份。之后长篇《歧路佳人》、《朦胧日》行世。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浣锦集》，随即大量散文小品《涛》、《饮食男女》、《逝水集》、《鱼水欢》、《九重锦》等先后奉献给读者。（二）走上文坛的原因苏青之所以走上文坛，与她婚后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她的家庭理想无疑是找到一个“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1]的丈夫。然而她未能如愿，像《结婚十年》中那新旧合璧的婚礼所带来的徐崇贤一样，她的丈夫李钦后没有能力挣钱养活家人，却生活放荡不求上进。于是他们的生活日渐窘迫。为养家得到经济上的独立她开始偷偷地投稿。然而，漫长的十年婚姻使她们夫妻的关系矛盾丛生，最终失去婚姻的苏青就一直把写作当作自己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随着苏青作品被广泛接受，她自己的刊物《天地》也应运而生。苏青写作不仅是迫于生存，还有精神的宣泄，通1过写作抒发自己的心怀，在苏青作品《〈饮食男女〉后记》中她曾说道“两年来，生活可真是‘到处潜酸辛’的，但我还是咬牙关过下去了，因为有它在作为安慰，供我发泄苦闷，它便是文章呀！”[2]这证实了其排遣苦闷心绪的方法。著名学者钱理群在解析沦陷区文学活动时曾说过：“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对于身处于政治的高压与思想的严格控制之下，时时敏感到周围空气的窒息，陷于极度苦闷与压抑中的沦陷区知识分子来说，写作几乎又是他们唯一的聊可透气的孔道，像精神调节升高成自我拯救的避难所，这应该是‘写作成为生活方式’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就是说，写作对于沦陷区的作家具有解决‘精神的饥饿和物资的需求’的双重意义。”[3]二、世俗化创作风格的形成原因及过程世俗化是一种关注日常生活及普通人生状态的写作，世俗化创作一般以市民与知识阶层的世俗生活为描写对象，为了写出新意，作家们在非理想思维的支配下，淡出精英意识，取消禁欲主义，既再现世俗人生无所顾忌的自由个性，又表现客观的平实叙事的艺术风格。苏青在其创作中大量运用了这种方法。（一）世俗化创作风格的形成原因苏青之所以写世俗化的作品与当时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当时的上海成为沦陷区。上海的文学发展严重受到阻碍。而沦陷区的人们在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阻碍的同时，他们也在渴望并尝试新的文艺作品及文学形式。于是，新的市民文学应运而生并很快大放异彩，因为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背景，这种文学往往避开政治，谈论的多是平凡琐碎的市民生活，表现都市市民的兴趣爱好，心理状态，从而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同时又不会被当局禁止。苏青正是在政治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文人，而她的作品世俗化正是远离政治漩涡而开辟的奚径，置身在上海这个“对实际效益精明估算”[4]的城市，面对柴米油盐这琐碎实际的生计，苏青自谓其创作动机是：“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生活而写作的。”[5]作家“卖文2为生”的无奈加上上海沦陷区法西斯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时局，苏青坦言相告其创作的审美价值选择：“……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6]这种谨慎实用的写作宗旨加上生活经验的单一且不丰富，使苏青在总结个人创作经历时只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