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理论研究者深度介入下的中小学校际合作摘要：在国内外近年院校协作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类型的关系形态。它们在合作内容与方式、时间与效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共性则在于高校与中学或小学间基本都是一对一的单数关系。与此不同，“新基础教育”研究在理论者与众多中小学多年合作的过程中，形成高校与多所中小学间的复数型校际合作关系，具体表现在：以理论者的深度介入为纽带开展的校际合作，培育本土兼职研究员在理论者指导下开展的校际合作，以合作基地学校为核心开展的校际合作和与其他高校理论者合作开展的校际合作等。关键词：新基础教育；理论者；深度介入；校际合作中图分类号：G40引言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多中，当代学术研究正在经历一场实践转向［1］。反映在教育学研究中就是近年来回归实践、回归生活世界等思潮的兴起，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这些实践、生活世界的词汇表达更多还是抽象化的理论概念，与真正活生生的中小学学校生活相去甚远，说的比做的多、走近比走进的多。但是，毕竟大势所趋，当前一部分高校教育理论研究者正在努力主动深度介入到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去，“在教育之中研究教育”、“在研究之中变革教育”已渐成形［2］。这种介入不满足于解释、描述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更通过与实践者的深度合作共同开展教育实践变革与研究，将对研究实践与变革实践合而为一，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双向建构式的转型［3］。本文并不探究这种深度介入“为何”［4］、“何为”与“如何”［5］，而是思考在高校教育理论专业人员与众多中小学开展协作研究过程中［6］形成的协作关系形态。当然，在国外已有对于院校协作模式的许多阐述。如图什纳（NaidaC.Tushnet）在对三十几个不同的院校协作项目比较后根据两类组织间的关系水平区分出初级伙伴／有限关系（primarypartner/limitedpartnership）、协作伙伴（coalitionpartnership）、合作伙伴（collaborativepartnerships）［7］；巴内特（BruceG.Barnett）也曾提出类似的划分：交易模式（vendormodel）、合作模式（collaborativemodel）、共生模式（symbioticpartnershipmodel）、“副产品”模式（spin-offmodel）［8］；拉维（RuthRavid）及哈德勒（MarianneG.Handler）则提出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模式（thePDSmodel）、商谈模式（theconsultationmodel）、一对一模式（one-to-onecollaborationmodel）、伞形模式（theumbrellamodel）［9］等等。在中国，香港、台湾、大陆、澳门两岸四地近年来院校协作也有进展，形成了多样化的关系形态，如“U－A－S”(University-Administration-School)、“U－D－S”(University-District-School)、“U－A－T－S（University-Administration-Teachingandresearchinstitution-School）”、“U－N－S（University-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chool）”等等［10］。还有学者曾探讨区域层面推进学校变革的大学与地方院校之间的项目合作、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协议合作和中小学校之间行政导向与科研导向的合作三种类型［11］等等。总体上看，上述关系形态在合作内容与方式、时间与效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共性则在于都是一所高校与一所中学或小学间的单数型一对一关系。与此不同，“新基础教育”研究在理论者与众多中小学多年合作的过程中，形成高校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中小学间的多种形式的复数型校际合作关系。对这一经验的探讨相信会丰富当前的院校协作认识。一、以理论者的深度介入为纽带开展的校际合作古得莱德（JohnI.Goodlad）先生曾指出，由于中小学在组织性质与结构上的同质性，不管相互间在规模、生源、资源上存在多大差异，彼此间的交流都不可能打破共有的惰性［12］。而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状况将会因为理论者这一异质因素的深度介入而发生根本转变。“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理论者除了有计划地深度介入每所学校促进其努力实现整体转型性变革并在变革中创造新经验和形成个性外，还十分注重搭建平台促进校际间的交流，以使相关经验、创造得以在不同学校扩展，并对一些共同问题共同寻找解决策略。所以，合作的诸多学校“体”虽不同，但其“魂”却是共同的，即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