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朵绽放在初唐诗苑的奇葩。其所产生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王夫之《唐诗评选》评曰：“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王闿运《王志》评曰：“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后人更有评曰：“以一篇压全唐”。而在所有的评论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的影响最大“那是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是一首对大自然春江花月夜之美的礼赞，更是一篇对宇宙永恒的领悟的哲思。在禅宗盛行的唐代，作者张若虚在本文的创作中，运用了禅宗思维的独特视角，使此诗蕴含着不同于一般诗篇的禅宗美学精神与魅力。禅，最早产生于古印度，是印度古代人所发明的一种修行方法，汉字的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简称。所谓“禅那”就是静虑的意思，即精神集中，排除一切杂念以求得一种最高的智慧来把握宇宙真理。从宽泛的宗教意义上来说，历史上的禅家属于印度佛教中的一宗。然而，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而中国化，用中国语言和中国概念解释佛经，成为中国佛教。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后，在观念上依托黄老道术和魏晋玄学以宣明其旨，在宗派教义上为因应儒学而屡变其形式。经过与儒道两家的依附、对抗、吸收的过程，佛教在隋唐进入鼎盛时期亦是中国化的时期，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思想理论上摄取儒道思想，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理论。特别是中唐以后，禅宗将繁琐的佛教教义归于简易，从内容到形式都更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唐朝统治者官方畅行的儒道释三教并行政策，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三家的融合。唐宋之际，三教之间影响进一步加深，形成“三教合一”思潮，佛教终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会为一，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而影响宋明理学，激发儒学的转型，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由于禅宗的文化属性已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特别是它同儒、道两家一方面互竞雄长，一方面又能相安无事的互通，所以禅宗思想也必然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塑造力禅的思维对于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总体人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极大的渗透性，这进而孕育了他们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审美旨趣。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这种心理或旨趣成了个个口中无而人人心中有的意向。而禅宗与艺术的合流为中国艺术注入了特定的内蕴和哲理情趣。在禅艺合流的大背景下，在禅宗艺术精神的影响下，中国文人对艺术创作最高理想境界的追求都与前人迥异其趣。中国文人通过艺术创作来参禅悟道，凸显着文人创作者的自我性灵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禅思维中对想象力、直觉领悟力，包括审美思想中对意境意象的追求，促成了空寂、闲寂、牯瘦、幽玄的美学范畴。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给文人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崭新的灵感与更高层次的审美视野。而文人的艺术创作亦以其简淡写意、虚白空灵、自然简约、含蓄蕴藉等审美特征表达出一种禅趣、禅思、禅境。禅宗认为“万法尽在自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只要达到“明心见性”，一念觉悟到了自我心性的空寂和清静就是佛了。这对于盛唐时期深受禅宗影响的诗人张若虚而言，自然渗透到了他的艺术创作之中。《春江花月夜》创作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形成了虚静空灵、自然、圆融的美学特征。一、虚静空灵之美禅道的要旨，在本质上是一种明心见性的功夫，追求的无非是一种妙悟的境界。即从纷繁多变的“现象世界”中解脱出来，遁入以虚静为一的“本体世界”。自性即心性，自性论是禅宗的理论基础。它主张：“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自性能含万法”。只要悟得自性，就能达到成佛境地。禅宗既主张不脱离生活实际体悟自性，又反对以“空”对“空”的修炼方式，即既出世又入世的超然人生态度。力求心地静寂，追求“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禅宗最讲究的是一个“空”字，所谓“空一切相”，“目中无人”“永绝我人，毕竟空寂”等等，都是强调无我之空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