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壬寅学制的历史背景分析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是1902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制定的，并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所以又称壬寅学制。它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对中国的学制建设影响巨大。张百熙说，颁布学制是时势使然，那现代学制是在怎样的形势下产生的呢？甲午战后，“时局日益阽危，徳人之于胶州，俄人之于旅大，英人之于九龙，法人之于广湾，瓜华之见断，西人所明势力圈也。势力之圈所在，他国不得沮害……切肤之痛至此，或犹以为不过割我海江边境而已，岂非梦梦哉？”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尤其庚子国变，两宫蒙尘，差点失鼎中原的刺激，使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终于决定锐意革新，实行新政。由于新政需人甚急，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改革成为新政的首要措施。因此制定全国性的划一章程，以指导教育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在制定学制的过程中，制定者力求章程完善。因此，一方面借鉴国内已有章程，如戊戌时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袁世凯的山东章程以及湖北各学堂章程。另一方面对国内关于西方尤其是日本学制的介绍的报刊书籍进行借鉴，其实对国外学务介绍的报刊当属罗振玉于1901年创办的《教育世界》。虽然《教育世界》在当时发行量不大，所以给社会的影响也不深，却是学务官员必备的参考资料，《教育世界》中所刊的翻译文章，广涉各国教育状况，尤其是日本的历年学制，中小学及师范学校各学章程等诸多学务资料，同时制定者还向熟悉西方尤其日本学务的开明人士咨询，借鉴。如吴汝伦，罗振玉，夏偕复等人。由于以前日本向中国学习，而甲午战争中国不曾想过会战败。因此国人欲学日本，寻求抵御外侮，富国强兵之路，再者，中日两国同属亚洲国家，又地域相近，向日本学习也很便利，并且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繁荣常在。因此，壬寅学制以日本学制为蓝本，也不足为奇。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期间所办的一些新式学堂中对学业程度，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方面的规定。虽然零散不成体系并各自为政，但也为壬寅学制的制定形式提供借鉴，部分改良人士，维新代表人物甚至一些传教人士，纷纷以著文，上书等形式建议清政府仿行西方建立新的学制系统，并也提出一些学制方案，并由于清政府一心想巩固统治，并且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制度，并未有一个合适的契机使之发生根本动摇，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是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加上社会矛盾激化，不仅有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还有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迫使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必然选择不情愿的自上而下的自救式的改革，于是有了清末新政，也有了新政在教育上的改革，壬寅学制自此呼之欲出。由此可见，自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后，随着外国教育制度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经验，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不仅是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声，也是中国新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中国近代学制便应运而生了。在中国近代，建立新学制的思想由来已久。从容闳向洪仁玕面呈教育计划，到陈炽，宋育仁对西方学制的介绍；从最早出西欧的官员赋椿对西方学制的引述，到花之安，李提摩太等对清政府的建议；从郑观应、盛宣怀对学制的倡导和实践，到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具体的构想；从《教育世界》杂志对日本近代学制连篇累牍的介绍，到清政府官员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实地考察，使中国对西方和日本教育制度有了更深刻和详细的了解，反映出建立中国近代学制的思想条件已日趋成熟。《钦定学堂章程》是张百熙主持制定的。当西太后被八国联军打到西安时，张百熙赴西安力请兴学，以挽救时局。清政府因此任命张百熙管学大臣，并将京师同文馆划归京师大学堂，由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当然，在学制的制定过程中，不可能张百熙事必躬亲，所以必然也有其他人所的伟大贡献，比如，大概壬寅学制中一些章程的直接起草人是沈兆祉。另外，对清末学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吴汝伦。吴汝伦在1902年5月，赴日本考察教育，如参观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