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字号：大中小——关于“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论思考之五吴邦国委员长提出的第五个确立是：“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个“确立”的问题，主要还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确实能够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这个“确立”当然是值得自豪的。无奈它实在经不起实践的考核，是否已经确立也就打上问号了。（一）从代议制的历史沿革认识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作用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非是代议制的一种具体形式。代议制的滥觞是1265年英国召开的国会，它的参加者除贵族和主教外，还有骑士和城市的代表。代议制的功能在于削弱以至夺取专制君主的权力，推进民主政治。历史上最典型的是英国议会两院1688年颁发的《权利法案》（或称《权利宣言》），它标志着专制君主的部分权力归于议会的重大转折。如：宣布国王无权停止或废除法律，无权设立法庭；国王征收金钱、征募与维持军队均须经议会同意；臣民有权请愿，不得因此被控或判罪；议会内演说、辩论自由，不得因此在会外被弹劾或质询等等。1701年，议会又通过《国位继承法》，规定一切法律必须由议会通过，国王批准；未经议会批准，国王不得罢免官吏等等。这就意味着议会从专制君主手里夺取了全部立法权。继英国之后，几百年来，许多国家的代议制在削弱和清除专制主义影响、建立民主政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基本的政治体制。虽然具体形式各不相同，有的实行两院制，有的实行一院制；有的叫上下两院，有的叫参众两院，或者是国民议会、人民议会，就它们的历史功能说，都应该具有削弱和清除专制主义、代表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特征，但实际上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的利益、发挥民主功能、克服专制主义影响，则由于各国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差异而大不相同。早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一些面向世界的知识分子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注意到了议会对于富强救国的作用。如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里，多次记述泰西各国的议院，并且注意到“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大力鼓吹君主立宪，提倡议会制度。他认为中国官场积弊甚多，“去之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以为功！’”“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戊戌政变失败后，君主立宪的呼声仍很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发的《宪法大纲》（下简称“大纲”）和宣统三年（1911年）公布的《十九信条》（下简称“信条”），就是对这些呼声的回应。这两个文献分别规定了议院、国会的权限，但有很大区别。大纲强调君权，信条则扩充了国会的权力。如：大纲规定：“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信条则规定“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大纲：“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信条：“陆海军直接由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大纲：“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信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不过三年时间，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说明民间舆论和各地督抚关于实行立宪和召开国会的呼声，对于清末朝廷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完成了民族革命，也在民主革命方迈出了一些切实的步伐。民国元年（1912年）3月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立了临时参议院，颁发了一些带有民主主义性质的法令。但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后，形势急转直下。宋教仁推动议会政治，竟招来杀身之祸，国民党和国民党员占多数的临时国会都被解散。近一百年来，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代议机关，但由于专制主义传统的深厚影响，本应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